姆贝迪族遗骨匣顶饰雕像
刚果族巫术偶像 本版展示作品均为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收藏
非洲大陆的人类学之旅
从将非洲文化目为蒙昧不化的代表，到逐渐认识、理解其中所体现的人类文化多样性；从将其视为人类世界“黑暗之心”，到真正认识其作为人类文明之根，人类走过了数百年的时间。在发掘非洲文化之根时，人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不断带来新启示的非洲。这些启示不仅参与塑造了人类的文化之根，还促进了当下的文明。
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丁·贝尔纳在《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中用一个隐喻——希腊女神雅典娜可能是一位黑色肌肤的妇女——揭示了欧洲文明的非洲之根，贝尔纳的看法便代表了当代人文领域对非洲文化的认可。
从将非洲文化目为蒙昧不化的代表，到逐渐认识、理解其中所体现的人类文化多样性，从将其视为人类世界“黑暗之心”，到真正认识其作为人类文明之根，我们走过了数百年的时间。
几个世纪以来，非洲以外的人们对黑色大陆的探索的多个阶段中，唯一不变的，是人们对探索非洲的渴望，和将非洲作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源头进行发掘的激情。下面我们将从这几个方面，逐步重现人类对非洲的发现，以及非洲文化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
非洲探索的开始
作为对哥伦布1692年发现美洲的回应，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在亨利亲王的资助下于1497年完成了绕过非洲最南端抵达印度的航行。他在抵达非洲最南端好望角时，遭遇了南非的原住居民——身材矮小、黑色皮肤的科伊桑人，后来的荷兰殖民者称之为霍屯督人——此次相遇或许是第一次被详细记录下来的跨越整个非洲大陆的不同人群的接触。这件事被记录在了达·伽马的航海日志当中：
舰队指挥官登上岸，向他们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商品，想了解这个国家是否有这些东西。这些货物包括：桂皮、丁香、小粒珍珠、黄金和许多其他东西，但是很显然，他们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于是把一些圆铃和铁环赠给了他们。
不过，接下去的遭遇却以预言的方式，揭开了欧洲殖民者在之后数百年里与非洲大陆的联系。在好望角东面的莫塞尔贝，达·伽马的船队再次与当地人相遇。“葡萄牙人用铃和红帽子与当地人交换象牙手镯，当地人开始随着笛子的音乐声跳舞，达·伽马命令葡萄牙人吹响喇叭。”航海日记写道：“我们在小船上跳舞，舰队指挥官也跳起舞来。”“但由于达·伽马感到当地人要进行伏击，命令两门射石炮开火，向他们显示葡萄牙武器的威力。”在离开莫塞尔贝之前，达·伽马“命令他手下的人在这个地方的最高处竖起一根石标柱和一根木十字架。当船只驶出这个港湾时，船员回头看到，岸上的当地人迅速地铲倒了石标柱和十字架”。
尽管早于达·伽马的遭遇很多年之前，欧洲人对非洲人口的掠夺已经开始，但随着美洲和非洲的同时“发现”，“1451年至1600年之间，大约有27.5万名奴隶被送往美洲和欧洲，17世纪，非洲的奴隶输出增长了5倍，总数达到134.1万人”。“18世纪是奴隶交易的黄金时期，在1701年至1810年期间，从非洲被强制输出的人口超过600万。”旋踵葡萄牙人而至非洲的荷兰人，在东非和西非，以及南非先后加入了葡萄牙人的掠奴行列。
与非洲大陆的接触，对非洲人和欧洲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的研究，“16世纪，塞内冈比亚一直是主要的奴隶供应地，奴隶来自佐罗夫国灭亡或所发生的战争中的大量俘虏。与此同时，随着葡萄牙人进入恩东戈王国，刚果河以南的地区也变得重要起来。到17世纪中叶，输往新大陆伊比利亚人占领地区的奴隶，绝大多数都是‘安哥拉人’。” 一方面，猎奴活动推动了包括阿赞德王国在内非洲社会的变迁；另一方面，也随着欧洲人与异文化的互动，推动了人类学的出现和欧洲启蒙运动的进程。
建立在民族志观察基础上的文化观念，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正是这种“古典人类学(民族学/人种学)或者是异文化的知识，促进了启蒙理性的诞生”。与此同时，启蒙理性通过人类对普世价值和文化多样性的探索，反过来又真正推动非洲人的解放和奴隶贸易的瓦解。
传教士与探险家的时代
启蒙运动最初发轫的英国，虽然身为后起的殖民帝国，但由于受到启蒙思想最深的渲染，在反对非洲奴隶贸易，支持对非洲的地理学、人类学考察方面，却走在了欧洲的最前列。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应该就是苏格兰传教士兼医生大卫·李文斯顿。
1841年李文斯顿搭船前往好望角东边的阿尔戈亚湾，到汉基接受进入非洲前的装备，在此学习语言和驾驶牛车。他因为在伦敦街头一场听到一场“反贩卖奴隶”的演讲，了解了土著被贩卖为奴的不人道景况，因此决定前往非洲布道，李文斯顿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这里的景致太美了……这里的土著非常有趣，即使我所懂得的字汇那么有限……也许这一个村庄不能代表非洲所有部落，但我开始发现未来福音在非洲传递的效果，可能远超过我原来所求所想的。”这种对非洲的纯朴热爱使李文斯顿后来成为非洲最杰出的探险家和人类学先驱，虽然他的初衷只是做一个传教士。
李文斯顿在非洲的探险和传教非常具有代表性，带着传教士的殉道精神和时代赋予的探索精神，他深入了非洲内陆，他发现，“要揭开东非洲黑奴的惨况给外面的世界，必须找到非洲内陆进出印度洋的通路”，他认为只有“走出非洲内陆，才能唤醒普世对非洲内陆的注意力，进而废除非洲内陆奴隶贩卖、疾病丛生、生活贫困等等的问题”。 因此，李文斯顿毅然从南非开始向北、向东一边寻访、记录非洲土著群体，一面了解非洲的地理风貌，河流、山脉走势。
传教士在早期非洲垦殖历史，以及人类学发现中的意义尚未得到全面的认识，他们虽然带着传教的根本目的，但客观上参与了非洲社会的文化变迁进程。不同于殖民者的掠夺行为，他们更多是以建设性的方式，促进了非洲当地社会的发展。李文斯顿的传记提到：
到了克罗本，李文斯顿带领两百多个土著首先加深河道，建筑水坝，又建造房屋、学校、住家和教堂。此外，他也与土著翻土撒种，栽种玉米和南瓜等，玛丽除了教书，也教土著妇女如何育婴，以及保持居住环境的卫生。……120年后，非洲中南部有个新的国家成立，即“博茨瓦纳共和国”，首都设在哈博罗内，此处就是早期的克罗本。
不过，虽然李文斯顿的探险和地理学、人类学方面的考察获得了公众和“皇家地理学会”方面的极大赞誉，但他同样受到与后来人类学家一样遭到的抨击。法国哲学家批评他：“传福音给非洲土著，是败坏他们的固有文化。”德国无神论的政客攻击他：“传道是伸张帝国主义的版图。”贩卖非洲黑奴的波尔人辱骂他：“是丑化奴隶贩卖的人。”连英国也有大学教授责备他：“在非洲探险时还要喝茶，喝那么多的茶叶，是一种奢侈；有时还要加几颗糖，实在太浪费了。”但相反的是，基督教徒同时也批评李文斯顿所写的介绍非洲探险和传教之旅的《布道旅程》中“地理与人类学的部分，写的比宗教的部分多”， 而这无疑是对他所作努力最大的赞誉。
李文斯顿的探险旅程激励了无数后来者深入非洲大陆探险，其中既有传教士也有人类学家；但最重要的是在其于1878年去世几个月后，非洲奴隶买卖最大出口地——桑给巴尔岛——永远关闭，很快在19世纪后半叶，延续了数个世纪的奴隶贸易制度也宣告终结。
人类学的时代
与此同时，随着现代主义的发展，更具科学理性的研究者将接过传教士向非洲传递现代性的接力棒，并以现代学术的眼光重新看待非洲文化。
1907年正式成立的“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可以追溯到1837年成立的英国原住民保护协会，后者在19世纪早期曾发起过反对非洲奴隶贸易的“教友派信徒运动”—— 李文斯顿考察非洲内陆的尝试应该也与此相关。1843年2月从原住民保护协会中单独分离出了“伦敦民族学会”，该协会是“一个收集所有人种的观察结果并加以系统化的中心和储存库”。之后，在1863年和1870年之间产生了两个社团，分别为民族学协会和人类学协会。1871年这两个相互竞争的社团合并重新组建为英国人类学会。从此，“学者与外国的行政官员与传教士”对包括非洲在内人类文化进行交流研究的活动，便有了正式的学术机构。
其实，早在李文斯顿时代，该学会的许多前身机构就非常鼓励个人对异文化的实地考察。“19世纪，随着专业化和科学机构的成立，更多专业的人类学问卷被制定出来。其中，最早的代表作之一是法国人在1800年编制的问卷，在此基础上巴黎民族学会在1840年出版发行《一般旅行者的通用指南》。” 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也于1874年出版了《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一书，该书专门印发给生活在所谓“未开化国土”上的人使用，以此帮助前往包括非洲在内异文化人群中的人们进行文化考察，也为英国学术界本身收集科学资料。
在《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的感召下，包括传教士、殖民地官员、旅行者等异文化的观察者都投入到对非洲文化的记录当中。而这些记录构成了后来的研究者最好的资料数据库。现代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爱德华·泰勒就在第一本人类学著作《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中引用了大量关于非洲的民族志知识，比如：
随着种族向南方的传布，在刚果和卡菲尔人区域，可以看到，肤色和面部特征已不是全像黑人的类型，因而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好像中央区域的居民在新的气候条件下已改变了一些种族的类型。在这方面，南非身材矮小的霍屯督-布须曼部族是最突出的。虽然他们保留着黑人的窄颅骨、鬈发和面部特征等形态上的许多特点，但他们的皮肤却具有较浅的棕黄色调。
在非洲，男人大腿上的长长的切痕，可能意味着显耀这个人战斗中的勇敢精神。在另一些场合，这些切痕则标志着某一黑人所从属的部落或部族。
与其学术继承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泰勒并没有到过非洲，他的资料大都来自各地观察者按照“皇家人类学会”《询问与记录》所作的调查资料汇集，但这并不妨害他对非洲文化建立较为客观的观念。
在此之后，泰勒的继承者开始尝试走进非洲，用实地考察和文献资料写作了大量与非洲有关的人类学著作。比如，人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托雷斯海峡考察领导者阿尔弗雷德·哈登，著有《黑种人、白种人和棕种人的猎头者》。英国现代人类学创始人之一塞利格曼教授，就多次偕妻子到尼罗河苏丹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成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先驱之一，他在考察的基础上著有《尼罗河苏丹的非基督教部落》和《埃及和黑非》等多本民族志。这些都可以称得上是现代人类学对非洲文化、族群进行研究的早期成果。
从“黑暗之心”到“阿维尼翁的少女”
尽管奴隶贸易时代已经结束，对非洲文明的探索已经开始，但围绕非洲的殖民掠夺仍在继续，约瑟夫·康拉德在小说《黑暗的心》中描绘了深入刚果河的旅行。在叙述者马洛的口中，脱离了“文明世界”的白人代理商库尔兹，生活在土著的世界中，被土著们奉若神明，尊为君王。这一殖民时代的象征形象，随着故事主角马洛深入到黑暗神秘的非洲大陆后，却发现了一个劫掠村庄，掠取象牙，骗取崇拜的“暴君”。
库尔兹这位“文明世界”的代表一方面追求土著社会充满原始主义的“古老质朴”，另一方面又试图将“文明”的统治强加给当地居民，而他背后对“象牙”的贪婪，或许和中国清中后期象牙制品数量激增，存在某种深层联系。
这一形象在现实生活的具体投射，无疑以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殖民帝国对非洲的争夺最为显著。不过在大战的间隙之中，艺术家和人类学家们通过非洲文化的介绍和发掘，对战后非洲地位的上升，民族意识觉醒，民族国家的崛起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而这当中，则首推法国艺术世界，法国在非洲以及南美洲、大洋洲拥有大量殖民地，从这些地方运回当地文明的物质文化制品，虽是帝国主义掠夺非西方世界的证据，但客观上也确实增进了西方社会普罗大众对异文化的理解和悦纳。尤其是滥觞于20世纪之初，法国巴黎蒙马特尔高地上的“印象派”与其主要代表画家们。达恩·弗兰克在《巴黎的盛宴》中如是写道：
马蒂斯之所以懂得非洲艺术，是因为他经常去托卡德罗(也叫夏尔宫)一座十分宏大的地下剧院的民族博物馆。那里保存有法国殖民主义者从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带回来的大量珍贵物品。这些物品不是仍然堆积在运输箱内，就是被胡乱地堆放在积满灰尘的柜子里。阿波利奈尔似乎还对如此肆意对待这么珍贵的财宝而提出过抗议。他曾经建议将这些珍品移交卢浮宫。那时毕加索还未涉足托卡德罗博物馆，为研究古伊比利亚雕像，他常去的是卢浮宫。
通过这些，不仅使我们一窥法国民族学的渊源，而且在弗兰克的帮助下，我们也可以借此重建了非洲艺术与马蒂斯和毕加索的联系。他提到，马蒂斯从收藏家雷伊马那那里看到“一个黑木的非洲小雕像，那是刚果雕塑家维利的一件雕塑作品：一个坐着的人，高昂着脑袋，但没有眼珠。那个雕像的样子与各部分的比例，完全是出于想像。与西方传统的雕塑相反，这个雕像并不太重视肌肉组织的刻画，这两点十分奇特、新颖。” 自从马蒂斯向毕加索介绍了这件作品，并经过安德烈·德朗的推荐后，毕加索才跨进民族学博物馆的门槛。后来也是德朗，或者说主要是德朗，拿一些坊格(坊格艺术的主要代表物是一些圆隆雕像)、加蓬、几内亚、喀麦隆地区的民族面具给毕加索看的。这种面具对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思想产生了与他首次见到维利雕像时同样大的冲击。
非洲艺术对马蒂斯、毕加索，以及同时代诸多艺术家的影响显而易见。尽管有人对毕加索名作《阿维尼翁的少女》创作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非洲艺术的影响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按照一些人类学家和艺术史学家的说法，约翰·理查森肯定地认为《阿维尼翁的少女》中少女们的面部毫无争议是非洲面具的复制品，而且毕加索在参观了托卡德罗的民族学博物馆之后，重画了她们的脸部。”
虽然非洲文化在殖民主义的活动中经受了惊人的变迁过程，但无国界的艺术之灵，以别样的形式——分别从文学和美术两个方面——唤起殖民者本身对非洲社会的关注，正是通过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如缕不绝地传递着非洲之声，并最终为非洲赢得了自我的解放。
关于古老与现代的非洲人类学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人类学对非洲研究的深入，人们对非洲文化的认识也有了显著提升。其中比较著名的学者，有英国人类学家达里尔·福德，他担任国际非洲学会主席达三十年之久，曾在尼日利亚东南部进行田野调查，主编有《非洲季刊》和《非洲辑要季刊》。此外，英国人类学曼彻斯特学派的创始人马克斯·格拉克曼也以非洲作为研究的重点。更著名的则有英国人类学家伊文思·普里查德对苏丹南部努尔人的研究。普里查德和另一位学者福忒斯还一同编写了《非洲政治制度》一书，虽然他们站在殖民者立场上，对非洲文化、宗教和政治体制的研究有推动英国殖民地管理的潜在目的，但这在继承了第一代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用人类学知识服务殖民地管理理念的同时，也实际推动了非洲传统社会的变迁。
这一点，在当时女人类学奥黛丽·理查兹在《东非酋长》一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战后时期，英国殖民部开始支持建立地方政府，即英国概念的地方政府，……并由中央政府赋予监督社会事业的权力。”原先由殖民者统治的权力，将要还给自治的地方，但“自由对于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结束外来统治，但是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则可能意味着回到众所周知的旧制度上去”， 当殖民统治结束时，非洲社会便以其夹杂着欧洲政治体制的本来面貌，重新回归。
与此同时，另一些人类学家也以不同的形式，从考古人类学的方向发掘非洲文化的本质。出生于肯尼亚英国传教士家庭的路易斯·利基，从小生活于肯尼亚最大的基库尤部落。1926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人类学和考古学学位后回到肯尼亚。在此之后的数十年里路易斯·利基开始了在奥杜威峡谷寻找人类祖先化石的生涯。在他的带动下，他的妻子、儿子、儿媳，以及第三代传人都投身古人类学的田野发掘工作，数十年于肯尼亚草原进行田野发掘，丰富了自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逊自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南方猿人露西”以来人类始祖的谱系序列，使利基一家不愧“人类学第一世家”的称号。不仅如此，在利基一家和约翰逊等考古人类学的共同努力下，非洲作为人类起源的纪录不断刷新，同时也为抵制种族主义，呼唤全世界共同关注非洲文化作为人类学“文化之根”，贡献了卓越的贡献。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分子人类学在21世纪初的重大突破，“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假说已经得到充分证实，那么这些前人在数十年来进行的努力也最终收获了令人钦佩、分量十足的赞美。
非洲的馈赠
有关非洲的研究和探索仍在继续，其中有人类学，也有其他许多专业；其中诸如杰克·古迪、米歇尔·罗兰、克利福德·格尔茨、布迪厄、厄内斯特·盖尔纳和保罗·拉比诺等著名学者如群星闪烁，他们的学术名著难以一一记述。非洲作为人类种群起源之地和文化发祥之地的地位都得到不断巩固，正如贝尔纳在《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中所作的尝试一样，非洲不但为我们贡献了人类文明的源头，古往今来，也为我们留下了《阿维尼翁的少女》的原型，以及诸多口头历史的记录。
当这些非洲人群沿着始于殖民时代，又延伸到20世纪的离散之路向着北美迁移时，又为人类音乐史贡献了著名的“蓝调”布鲁斯音乐。种种这些，都构成了非洲文化对当下不断的影响。
当我们今天继续发掘非洲文化之根时，我们不仅仅发现的是一个古代的源远流长的非洲，我们还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不断带给我们新的启示的非洲。这些启示，不仅参与塑造了我们的文化之根，而且还促进了我们今天的文明。而这一切正是古老的非洲给我们源源不断的馈赠。
(本文系节选，全文见即将出版的《非洲的艺术和文化》一书，上海博物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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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