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明军
【编者按】青年批评家大多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接受过系统的学院教育，正如批评家贾方舟所言：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批评方法，他们的方式和我们老一代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对问题的观察更敏锐，更有文化视野。这一代批评家，他们会有更强烈的发声欲望，有自觉自主意识，但在今天，青年批评家所面对的艺术语境已经不同于前辈，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那么，他们到底应该干什么？应该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怎么样发言？作为一个出色的青年批评家，如何对历史特别是现实作出独立的解释，对历史如何塑造自己做出深刻的反省，对自身的精神处境作出清醒的判断？他们从哪里来，然后到哪里去？这都是本期专题要思考的问题。也许“来”和“去”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但我想，有的时候，起点和终点能够说明，却是说不清楚的，所以索性还是把握好当下吧！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讲师，策展人、艺术评论家。
我觉得批评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生产机制的研究上，现代主义的作品跟当代艺术作品的生产机制不一样，你必须要按照作品的生产机制来评论它。不能拿现代主义的批评逻辑来评论当代艺术作品，因为作品的生产机制、发生过程、逻辑不一样。批评不是要脱离作品，批评要根植于作品。某种意义上，今天已经没有什么独立批评，批评本身就是作品的一部分。
记者：您平常是怎样提高自己的美术理论素养？如何获得信息？
鲁明军(以下简称“鲁”)：通过一些媒体了解相关的信息。主要还是通过阅读，现在资源比较开放，通过一些网络或者艺术杂志的传播，都可以得到。不像以前了，很多资源都不可以共享。我们现在纸媒看得少，现在国内的一些纸媒基本上是在复制粘贴一些网络上的东西，而且那种时效性的东西比较多，真正深入研究的少，特别是在国内，理论的研究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状态。
记者：有没有对您影响比较大的美术理论家？
鲁：有，这几年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有福柯、德勒兹。我现在的研究受两个人影响比较大，一个是乔纳森·科拉瑞，一个是保罗·维里里奥，也是彻底改变了我思维的两个理论家。另外还有一些传统的古典研究，比如说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现在的观点基本上是受科拉瑞、潘诺夫斯基、维里里奥、福柯这些人的影响。当然，我自己的研究肯定不是简单地把他们的理论照搬过来，更强调个案研究。因此，现在听到当代艺术如何如何，70后艺术家如何如何，都觉得不怎么靠谱。我认为只有通过一个个具体个案的深度研究，才能带出我们对于经常挂在嘴上的那些普遍东西的不同理解和认识。而不是先给一个界定，把你的价值观、预先设定的判断强加到它们的身上。
记者：据我了解，您认为中国对西方美术史的研究远远及不上西方学界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
鲁：我前年参加过一个港大的关于西方艺术史的workshop，呆了将近20多天，主要就是听美国的一些西方美术史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来讲，对比之下你会发现其实国内还没有真正的研究。甚至真正的翻译还没有展开，更别说研究了。但国外研究中国美术史不一样，那些汉学家很厉害，他们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与对我们对西方美术史的研究恰恰是两个极端。其实很简单，什么时候我们的研究得到西方人的认可了，关于西方美术史的论文能发表在国外的一些艺术刊物上了，甚至受到他们的邀请，参加他们同等档次的学术会议了，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算得上合格。但现在我觉得基本上没有，现在我们关于西方美术史的研究所使用的话语、方法、视角还是西方自身的甚至已经过时的一套体系，这样没有开创性的东西，根本受不到人家的重视。
记者：您对批评有什么看法？
鲁：批评本身这个概念已经跟以前有了很大的差异。我一直觉得整个西方六七十年代以后的批评跟现代主义时期的批评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还停留在现代主义阶段的批评上。我觉得批评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生产机制的研究上，现代主义的作品跟当代艺术作品的生产机制不一样，你必须要按照作品的生产机制来评论它。不能拿现代主义的批评逻辑来评论当代艺术作品，因为作品的生产机制、发生过程、逻辑不一样。批评不是要脱离作品，批评要根植于作品。某种意义上，今天已经没有什么独立批评，批评本身就是作品的一部分。至于当下的媒体批评、时事批评实际上已经属于社会批评的范畴，是时评。所以埃尔金斯说，现代主义之后批评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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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