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艺术界把眼光放在了抱团的“团伙”与“北漂vs南浮”的个体抉择上。“艺术团体”、“艺术群落”这样的词语被反复提及，带着“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生活哲理选择一种地域优势似乎代表着艺术之路成功了一半。在我看来，这样的集聚对于个体的艺术创作有百害而无一利。“群落”或者艺术区的聚集，尤其是同类艺术家的抱团取暖，直接导致个体惰性的增长。用张小涛的话说：“到头来，互相依赖，互相伤害。”
以深圳的艺术区为例，2006-2012，“闻名遐迩”的F518、22艺术区先后倒下。原先在F518聚集的艺术家由于园区“转型”而纷纷逃离，另谋生路。22艺术区则在众口难调的入驻艺术机构与政府赞助的利益不均、各艺术空间之间的矛盾争执中日益零落。还有一直以来以温水煮蛙的姿态存在的“大望艺术高地”，驻地艺术家只能依靠企业家自身的能力与资助时好时坏地过活。归根结底，依托于“艺术区”而生存的艺术家总要面对“人为刀俎，吾为鱼肉”的尴尬。不空间曾经所在的广州创意园区“星坊60”今年也被毫无保留地拆迁。2011年该艺术园的老板以提供场地，不收租金的条件邀请不空间入驻，一年之间，艺术区蓬勃发展，租户陆续进驻。2012年4月，到了最后一块地都要出租的时候，我们被告知搬离。2013年4月，政府下了拆迁通知，我的脑海里闪过的是当时创意园老板陪吃培喝人前马后的身影。本身“艺术区”的诞生，其背后必有主持者（或政府或企业）各自为怀的初衷。时间证明了798模式与非盈利的艺术背道而驰；时间证明了宋庄即将成为一个房地产新名词，时间还会证明更多的艺术圈地与商业崛起。我们不期望每一个手无寸铁的艺术家都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然而苛政猛于虎，“艺术区”不会是乌托邦。
如果要说“艺术群落”最极致的恐怕要数北京宋庄了。宋庄，这个“距离首都心脏15公里的盲肠”，聚集着各路艺术家、乐手、诗人及其家属，混合着当地村民、来京务工者、精神病院、当代美术馆、大牌工作室和巨型垃圾场形成了北方强大的艺术群落。除此之外，在798周围崛起的草场地、黑桥、环铁等艺术聚集地也集结了大批艺术家。艺术家群落的存在倒是对于来访者构成了便捷，三五成群被邀请去展览，或三五成群的卖出作品，一年四季乐此不疲。印象便由此产生：北京的氛围多好啊！那么“好”的“氛围”又是什么呢？是一个更大的江湖，还是一个更深沼泽？所谓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看着可吓人了。
不能否认，自80年代早期以来到9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实验艺术”随着政策的开放而如沐春风的时候，在第一批当代艺术家为自己所从事的实验艺术摇旗呐喊争取大众的理解和更自由的创作／发展空间的时候，抱团、团体、群落的组成是一种温暖和力量。80年代以来成立的艺术团体，西南的、北方的，厦门达达、杭州“池社”、广州大尾象、兰州军团……这其中包含着生活物质和美术资料的匮乏与共享的需求，也包含着前卫精神的相互肯定和依赖。时间证明了有作为者的出线，不作为者的消退和乱作为者的淘汰。曾经的先锋，如今也只能死在仅有的一点名声和虚张声势的郊外。时过境迁，我们瞬间迎来了“全球化”的春天以及“去中心化”的理想，艺术家在今天拥有巨大的创作自由，这正是20年前的前卫艺术家们苦苦奋斗梦寐以求的。个体在这30年来的社会进程中从未有像今天这样，凸显出极端的差异。一方面有人在呼吁修改婚姻法以保障同性恋的婚恋权益，而在另一方面包办婚姻或者童养媳的悲剧还在继续。在这样的语境中强调“团体”和“群落”也只能是对于个体无能的掩盖。而所谓地域的“优势”，也不过是飘蓬江海漫嗟吁的一声叹息。
最后，我想举一个极致的例子来释放个体的力量。
1996年，在圆明园画家村被取缔之后，艺术家们开始了向宋庄进军的群落大迁徙。而在昆明，一个名叫罗旭的艺术家租下了近郊的几百亩地，开始建筑他的“土著巢”，这算是一个艺术梦想，时至今日，当年用竹竿竿比划着盖起来的房子成了一个城堡，不对外开放，也不公开宣传，在圈子里就像是一个传说。“土著巢”如今仍然是罗旭创作和生活的地方，那里有奇异的花园，无数的大腿风车，还有罗老在这20年里一点一滴的建构，一件一件创作的作品，无处不在。一件件雕塑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沉睡在粗糙而原始的洞穴里，它们散发的气场让人无法言语。罗旭是极致的，没有人能像他一样拥有一个好几百亩的工作室，为城市做雕塑，参加国内外大展，作品只放大不缩小，而他始终——是一个人。我想在当代，那么多痴迷而又迷失在行为艺术中的艺术家们，那么多在出世与入世间心有不甘的艺术家们，在罗旭面前，一定自惭形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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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谈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