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鱼贯而出的时代

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曾深入研究赵无极的艺术历程：“在巴黎的早期岁月，对这位接受力极强的青年艺术家来说，影响是来自所有方面的。他说：‘我学毕加索的素描……我仰慕莫迪格瑞安尼、雷诺阿和马蒂斯，但还是塞尚帮助我寻找到了自我，发现我自己是一个中国画家。’他一生钦佩的画家有伦勃朗、库尔贝、戈雅和普桑。关于柯罗《带珍珠的女子》，他说他感觉‘这幅画一定酝酿了几百万年’。而卢浮宫里最美的画是奇马布埃的《与孩子和天使在一起的圣母》，他写道：‘多么宁静！整个画面大致是在同一平面，然而金色的光环创造出奇妙的透视，创造出一种深度感。’这使他想到了中国的古典山水。”

1951年，赵无极访问日内瓦，第一次同保罗·克利的作品面对面。他知道克利曾沉浸在中国的诗歌与思想中，问道：“我怎么能忽视这位画家呢？他对中国绘画的理解与热爱是如此明显！”此后三年，克利对赵无极敏感的、梦一般的绘画和素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现代文化史上，有一些具有典范意义的人物，像徐悲鸿、林风眠、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程抱一、高行健，都跟中法两国的艺术有深厚的关系。高行健在中学读书时，偶然读到爱伦堡回忆录提到上世纪20年代初在巴黎的生活：一个女人走进一家咖啡馆，把她的婴儿放在柜台上，说要去买东西就走了，结果一去不再回来。咖啡馆老板娘于是让所有顾客多出一点小费，帮她抚养这个婴儿。这个故事使高向往法国文化。赵无极则说：“历史就是这样把我推向了遥远的法国，让我在那里生根安居，然后又让我重返中国，使我内心最深处的追求终有归宿。”

新加坡艺术家陈瑞献是法兰西艺术研究院驻外院士，与赵无极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相交。他说：“我觉得法国人是欧洲的华人，很相似，只是皮肤与眼睛颜色不一样，所说的语言、成长的文化与历史不同。法国人个头不大，不属于美国和澳洲那种高头大马。他们讲究生活的艺术，聪明绝顶也工于心计，就是跟华人很像。也只有这样优秀的民族与文化才能造就一个无与伦比的巴黎。巴黎虽然是艺人的麦加，但上天如果不把一个塞尚一个毕加索一个赵无极放在那里，那巴黎的特定时空也就一样平庸。所以赵无极那个时空的巴黎，真的是令人艳羡的啊！像赵无极那个时代，天才像星座那样绽放，只是灿烂一过就没了，赵无极很聪明也很幸运。当时巴黎有两个艺术中心，一个是20世纪初的蒙马特，毕加索说在蒙马特画室‘洗濯船’创作的时段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另外一个是20世纪20年代的蒙巴纳斯，那时前卫艺术家放弃蒙马特，移师到这里，便有著名的夏戈的画室‘蜂房’。赵无极也在不同时段来到这里。赵无极跟我说：‘当时我的隔壁是贾可梅提。’老天，那个时代就那么伟大！天才鱼贯而出。贾可梅提深夜回来，如果赵无极的画室还亮着灯，他会探头进来：‘无极！你还在干活啊！’赵无极说保罗·克利对他的影响最大，他见到毕加索是后来的事，毕加索比他年长，而且影响比他大……如今上天已经改变了蒙马特与蒙巴纳斯的八字。今天，巴黎这两个曾经星光灿烂的艺术中心，只留在游客的明信片上和导游口花花的谈资里。吴冠中也很伟大，他离开巴黎，因为他有中国这个大舞台，而且他晚年运气那么好。他当年选择回国，在他个人也是方向正确的归来。”

赵无极在巴黎很快获得成功，进入了主流艺术圈。1949年他赢得了第一个奖项，获奖的是素描作品。1950 年他同皮埃尔·劳签下了第一个合同。后来他在法国南部画室一度与毕加索比邻，已届八旬的毕加索对赵无极非常亲切，每次在画廊见面，都会热情招呼：“矮个子中国人！”

并不是每一个旅法的华人艺术家都像赵无极那么幸运，当中就有身后才得大名的潘玉良和常玉。吴冠中说：“潘玉良是很好的人，但是画卖不掉，我们在吹‘世界名画家’呀，像这样的画家在巴黎不知有多少。客观地讲，潘玉良的画不算好，格调不高，她和常玉比，差很多。常玉的画相当不错，有格调，有性格，我觉得中国人画油画到西方去的，常玉是第一个。常玉开始是花花公子，很有钱，后来钱花光了，有时画，有时不画，非常自由，非常任性，完全是艺术家的个性，不管明天，但是画得很有意思，最后是穷死了。他的画不值钱，一捆一捆的，几个法郎一捆，台湾一个画商买了，现在价钱很高。潘玉良一直在法国，画得不好，卖不掉，就用宣纸画裸体，也很庸俗，华人或是朋友买她的画。她的生活很困难，住在一个贫民区的楼上，在五楼，自来水只到四楼，五楼是加的楼，没有自来水，我星期天去玩，帮她提水。她人非常豪爽，好像男的一样，心地很光明，画稍为俗一点，但是人好像是大姐，很好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赵无极回到中国，受到礼遇。他的老师林风眠正遭受迫害，忽然接到通知，要求参加会见外宾，而这位外宾就是赵无极。赵无极见到林风眠后长跪不起，林风眠也俯下身来与他抱头痛哭。据说，林风眠的处境因此有所改善。赵无极曾公开说：“没有林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北京，赵无极要求到老同学吴冠中家里去看望，吴冠中告诉他：“你来可以，但是到我家里不要喝水，我家里没有厕所，喝了水很麻烦。”赵无极在吴家喝了很多绍兴黄酒，要上厕所，后来吴冠中带他到街上好一点的卫生间去。

中国的郎世宁？

赵无极在艺术天地里忘我工作。他说：“画画不仅仅是画的问题，要像和尚静养一样，想一想怎么画，把主题忘掉，把世界什么东西都忘掉，你就把自己摆进去，使人本身同感情、同画面连接起来。创造，是你的心灵同画面的接触。”

1979年，赵无极应贝聿铭之邀，为北京香山饭店做壁画，但没有得到理解，一位经理甚至说：“这样的画，我也能画！”郁风为赵无极在香山饭店所做的抽象画进行辩护，却受到批评。在80年代初，赵无极曾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展览，持续了一个星期，可惜观众寥寥。1985年，浙江美术学院邀请赵无极讲课一个月，他说：“我个人觉得这次讲课效果相当令人失望，尽管事实也许比我想象的要好些。我感到自己撞上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庞然大物，它已将一切创造力碾平。中国有灿烂的文化和历史，有精妙绝伦的绘画，根本无须向那些灰褐色基调的死板愚蠢的画面求教。”

随着中国的艺术之窗渐渐打开，国人对赵无极有了新的认识。赵无极的画作拍卖，常常引起轰动，评论界称他的作品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丰富性和创造力的完美体现”。

苏立文认为：“虽然赵无极意识到自己的中国根，但正如他至今所为，并不竭力要回到中国。他在形成自己的风格之前离开中国，作为一个青年人投入巴黎美术界，去寻找一个人和一个艺术家的自我，这种挑战远远要比把东西方结合在一起的意识和愿望更加迫切。因为这种调和产生于直觉，并深植于他的心灵中，一旦他能够把控住这种迅疾反应的影响，就能创造出给人印象深刻的纯粹的、和谐的艺术。一个巴黎人，但不是巴黎画派成员；一个中国人，但不是中国流亡者。”

赵无极则说：“如果在我成为艺术家的过程之中不能否定巴黎的影响，我认为有必要同时指出，随着我的人格逐步确定下来，我逐渐重新发现了中国。我最近的画作正呈现出与生俱来的中国本质。都是因为巴黎，我才会回到根深的本源。”

赵无极的老同学朱德群、吴冠中虽然成名较晚，但也在艺术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人们喜欢把他们称为“三剑客”。吴冠中却说：“赵无极聪明。朱德群也很努力，画得也不错。现在我们是朋友，多少年后，我们都死掉了，下辈的人来看他们，我觉得他们是中国画家到了法国拿一点中国的味儿混在法国里面。在法国的花园里，可以开一朵玫瑰花，或者什么花，品种呢，可能带一点中国的味儿。我完全不一样，我是回到中国的苦难的土地来，在荒土里面重新长出的花还是草，我与他们之间已经逐渐没有比较性了。”

台湾美术评论家、画家何怀硕在台北见过赵无极。赵对何说，他“工作很认真，每天固定时间穿上工作服去画室画画”。何当时想：这岂不像工匠？“上班”去画画？画钞票？

何怀硕认为：“徐悲鸿那一代有使命感，他们留学是为了取经，为了防止本土文化的老化，要新的基因进来。虽然林风眠和徐悲鸿吸收的东西不一样，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也不一样，但他们还是以中国的主体，去吸收人家的滋养，而且他们都是一心想回来，回来以后是教书、创作、鼓吹、写文章、办活动、培养下一代。像赵无极不同。他根本就不回来，变成法国人。就像清朝的郎世宁，从意大利来做官，他被中华同化，意大利没有一个艺术家会说，郎世宁让意大利的艺术有新创造。在中国，他也没有很高的艺术地位，但是有他特殊的历史意义。赵无极就等于是郎世宁，但他回国的时候，大家认为他是华人的光荣，这是荒谬的。如果硬说他的艺术里有点什么中国山水的意境，那是附会。国外也有东洋画用西画来摹仿的例子。像梵高，临摹日本的画，不能说他贯通东西。赵无极的画，在巴黎抽象派里有点地位，我们可以尊重他，但说他是中国的艺术家，这是荒唐的。郎世宁如果到意大利去，没有人会说他的成就是意大利的光荣，太伟大了。但是我们就是崇洋媚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