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正辉
访谈时间：2008年7月22日
访谈人：于佳婕
艺术家：蓝正辉
于：85的时候，您就在川美的学生年展上做了作品《新出土的不可译的公元前拍给公元后的加急电报》，这是件怎样的作品？这样一件倾向于文字装置的作品，对后来的水墨创作有怎样的影响呢？
蓝：《新》这个作品是对当时艺术方式的质疑和发问，作品带有“革命”的性质。这个作品无论是从观念上还是形式上都非常的前卫。但是在后来的尝试和实验中，对于这种“故事会”式的，太有明确指向的艺术形式我彻底放弃了。在我看来太具体就有局限性。我想寻找一种比较长久的宽泛的表达方式，想在艺术语言方面建立一套自己的相对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还应该建立在某种程式之下。比如在水墨的基础上去“扩充”，而不去“颠覆”水墨这个体系。
由此，我觉得艺术在内容和观念上是次要的，而艺术语言的表达方式和体系才是艺术家应该去认真回答的。从《新》这件作品之后，我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对视觉的结构有了强烈的意识，在随后的实验里，我做了很多符号式的结构推演，到目前为止我大概做了8万多种符号结构，这些为我今天的大书写泼墨做了最充分的准备。这套研究的题目现在已改为《线性结构的意味和可能》，其中有很多是对各种元结构的颠覆，异化和扩展，赋予这些结构一种寓意：他们之间可能是怎样的关系，包容？排斥？无关？思念？……大家现在看到我的作品在很随意的泼洒和书写，但是这之前的我做了什么他们并不知道。从文字观念到符号结构，再到现在的水墨书写，起码经过了这三个阶段的努力我才走到了今天。《新》这个作品给我理清了观念，“观念”救不了艺术，艺术不是“讲故事”“看明白”这么简单。
于：你是否一直在进行你的水墨实验，你所追求的是哪一种水墨方式？
蓝：整个90年代，我都沉浸在水墨方式的摸索和以符号结构为主题的创作中。直到2000年，我才渐渐找到了自己水墨的方式。我认为八，九十年代“实验水墨”提倡的染、拓，拼贴等“制作”手段丰富了水墨的创作，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水墨创作最主要的方式。在我看来无论是书法还是写意中运用到的“书写”，书写性才是最重要最本质的。笔的运动就是书写！在别人眼里看来书写可能没什么好做的，但是在我看来当把作品做得很大很宽广的时候，书写又变得鲜活起来。书写应该从文人把玩中解脱出来，成为可以放到大建筑空间中的公共艺术，这就遇到了“体量”问题。从03年我在广东美术馆做“水墨疾走”展强调“动”，到06年我在中国美术馆做“体量水墨”展强调“尺度和体量”。我提出了“面书写”的概念，因为体量大了以后，线就远远不够做了。像林风眠、傅抱石、张大千等这些艺术家在这方面都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另外我还想提倡的是“墨法”，因为“墨法”比“笔法”更有视觉效果，这是中国古代就有但后来却被丢失了的。这是中国水墨走向世界走向当代的重要突破口。
于：从水墨疾走到体量水墨，您在水墨方面的实验始终是走在抽象泼墨大写意的道路，您的水墨的实验是否还是停留在对传统水墨的形式方面的革新，从文化层面上有何新的含义？
蓝：我认为我所做的是对传统水墨形式的“拓展”，中国水墨有它自己非常规范的内容和形式，我不希望去另起炉灶、另立标准。我希望自己是在一个相对的程式中，玩出自己的花样自己的水平来。在传统的基础上拓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才更有意义。想“反”比较容易，想“立”就很难。
于：最近你和一些艺术家又在提倡“动力书写”，这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对当代水墨有怎样的推动意义呢？
蓝：这是一个在2000年左右，由广州、深圳的一批艺术家发起的运动。主要针对实验水墨的拼帖制作概念等提出的。力主水墨的“书写性”、体量、气势，反对矫揉造作的表现方法。目前再提，主要针对水墨受到市场化、观念化的影响，而变成的精耕细作的制作方式。因此，“动力水墨”的提出对当下的水墨创作有指导意义，我们强调水墨创作中的主观的、能动性的作用，这是东方艺术又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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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