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到日本留学？

黄君实：我在崇基学院一共做了六年助教，升不了，因为学位只是学士，要有个硕士之类才可以上。当时刚好日本政府给奖学金，我拿的是外务省的奖学金，一个月是200美元，当时的汇率合起来有7.2万日元，跟日本大学的助教同级。拿文部省奖学金的同学，钱少很多，所以都说我很有钱，要常常请他们吃饭。我有钱可以买书，看到喜欢的书画，省些钱也可以买下来。我拿了日本政府两年半的奖学金。

记者：在日本，学术上有哪些新的启发？

黄君实：我第一年去日本，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里面有很多有名的学者。当时平冈武夫教授主持白居易研究会，他就让我跟他的助教坐在一个研究室，在那边泡泡茶，自己烧点面吃。这位助教天天都在翻白居易的书，白居易哪天有病了，他记下来，哪天打个咳嗽，他记下来，把白居易的生活都研究得很清楚。平冈武夫后来整理出了一本《白居易研究》。平冈原是一个军人，做研究非常死板。学问好的是京都大学的两个教授，一个是吉川幸次郎，一个是小川环树，这两个人会讲中国话，用中文写诗文，学问好得不得了，他们的学问连中国的教授都很难比。吉川幸次郎研究杜诗，出过很多书，原是当今日本天皇的中文老师。小川环树的父亲小川琢治很了不起，另外几个儿子小川芳树、贝冢茂树、汤川秀树都各有成就。贝冢茂树是研究历史的，他和汤川秀树都入赘岳家，改了姓氏。贝冢家是巨富，家族所占的地皮，开火车要半个小时才走得完。他和太太住在人文科学研究所对面的一个房子，太太常常出来监视，看看他有没有跟漂亮女孩子交往。

这几年留学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看到日本的真面目。日本民间这些朋友也很好，都不会瞒我，直言日本哪里不对。教我日文的老师说：日本的历史全假的，都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有个朋友搞书法，是铃木大拙的学生，也批评日本这个不对那个不好。打仗的时候，他逃避征兵。吉川幸次郎能用中文作诗，我曾和过几首他的诗作。吉川眼光很厉害，有次我代朋友作了一首诗追悼一位日本学者，吉川看到了，就说：日本没有人写这么好的诗，一定是黄君实写的。因为他看过我的诗，知道我的格调了。后来我那个朋友告诉我了。

我在京都大学常跟一位年轻学者高桥和已一起喝酒，他教李商隐诗，也写小说，有本出名的小说叫《我心匪石》。他是吉川幸次郎最得意的弟子，文章写得好。讲谈社特邀他写文章，所以长期在宾馆租房给他住，在那边写作。他太太是翻译法文小说的。他爱喝酒，有时拿酒喂药，39岁就死了，吉川很伤心。

在美国看东西方绘画

记者：你怎么从日本到美国去？

黄君实：我在京都生活了三年左右，在东京一年多。1966年9月，我到京都。1971年冬天我离开日本。1972年我跟堪萨斯大学李铸晋先生到美国去念书。因为李先生在日本时，我有时候陪他去看画，他希望我协助他找元朝书画家的资料。我当然找了不少，他就说：你过来，我给你奖学金。到美国去就可以见我父母了。我父母在芝加哥，他们是1949年到美国，我不见他们二十多年了。所以，我到美国的第三天，就坐火车去看我的父母。

记者：在堪萨斯大学跟李铸晋先生如何学东方艺术史？

黄君实：李先生在堪萨斯大学教中国艺术史，我还要念西洋美术史，后来我拿了一个美术史的硕士。我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我常常一天就待在图书馆看书。我念西洋美术史，对一些名画家的作品都浏览一下。后来到各地的博物馆看看，我也喜欢西洋美术，但是抽象艺术就看不进去，当然看毕加索还是可以的。我最喜欢印象派的作品，印象派丰富。古典派画得精细，但题材还是宗教的多，当然也有一些人物、风景。

记者：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之间有没有相通之处？

黄君实：印象派其实是受很多中国画的影响，因为印象派在日本吸收一些像线条这样的东西，是中国影响日本的。但西洋用的材料跟东方根本不同，东西方最好的画家都讲创造性。一张好的西洋画，你可以看得懂。有些很难解释的画，我看不懂，像毕加索后期的代表作中有什么暗喻，这种我看不出来。

记者：你毕业后在纳尔逊博物馆工作，大开眼界？

黄君实：我1972年去堪萨斯大学，我太太1973年过来。我们在堪萨斯差不多有10年，我毕业后到博物馆去工作，工资很少，一个月不到1000块。我太太也在堪萨斯大学拿了东方美术史的硕士，但她后来到花旗银行当电脑软件设计师，赚钱养家。我有机会看到美国其他博物馆收藏的东西，像大收藏家顾洛阜（JohnMCrawfordJr.，1913-1988）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旁边的一条街，他收藏的米芾、郭熙、黄庭坚的作品全放在他睡房的抽屉。我到他家，他说：你拿出来看。我就打开看看。看完他就跟我聊天，问我的意见，我一一给他点评：哪个有问题，哪个是真的。他很高兴。我也到普林斯顿看收藏，当时傅申在读方闻的博士，其实我早在日本就认识傅申了。

记者：1981年为什么搬去纽约？

黄君实：我1975-1980年在美国纳尔逊博物馆工作。1980年就没有工作了，因为给我钱的那个基金不给钱了。我失业了，只好去纽约帮一个古董商看画，她也不错，后来介绍我到佳士得工作。佳士得当时没有一个中国画的鉴定专家。伦敦有一个年轻人在搞中国画鉴定，80年代初，他估傅抱石的一幅画是1000美元，汪亚尘的一幅画是8000美元。佳士得一看情形不对了，就找我去。我在佳士得前后17年。

记者：现在大家说起来，“莱溪七友”在美国聚会是收藏鉴定界的传奇故事。

黄君实：1985年，顾洛阜把收藏的古书画送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博物馆特别办了一个大展。方闻一高兴，就邀请全世界美术史界的学者来开会。中国来了杨仁恺、徐邦达、谢稚柳、杨伯达，加上在纽约的王己千、翁万戈和我，一共七个人。翁万戈邀请我们到他在莱溪的居所看他的收藏，又要我们每人都为这次聚会写点东西。他自己作了诗，我和徐邦达、谢稚柳也作了诗，翁万戈后来把这聚会绘成画卷，七人都入画中，叫《莱溪雅集图》，把题诗都裱在卷尾。我们一时高兴，仿效竹林七贤，戏称“莱溪七友”。

记者：一时风流人物都汇集在那里，现在好像翁万戈先生还在世？

黄君实：在，他九十多了。我最年轻，杨伯达还在。其他人去见上帝了。当时“七友”看完画以后，在莱溪的翁万戈府上聚会，翁万戈还叫每人题东西，我题了首诗。翁家有很多收藏，祖上翁同龢是晚清太傅，一个才子，书画皆能。

记者：翁万戈说是翁同龢的后代，是直系的后代吗？

黄君实：不是，翁同龢有姨太太，但是他不能生儿子，所以他是从其他哥哥那边过继过来的。翁万戈已经是第三代了，所以翁同龢的书画都归他。翁万戈聪明，他是学工程的，但是有家学，后来他学的工程也没有用了，他喜欢拍电影。翁家这些东西还没有解放就带到美国，开始他也卖一点仇英、董其昌的画，拿了这些钱就不住纽约了，在莱溪买了一个山头，盖了一个很大的房子，很漂亮。

记者：王己千也是传奇人物啊。

黄君实：王己千去了美国以后，美国人才懂中国古画，以前洋人鉴定都不行，他的影响很大。我请教王先生，他什么都肯讲，没有架子，就是不懂的人跟他聊天，他也没有什么火气。

张大千的造假画

记者：你见过张大千吗？

黄君实：以前我当然看过他，我有很多朋友都认识他，很多人围住他，但我没有去凑热闹。1982年，我去台湾，是徐伯郊带我去看张大千的。他穿着长袍，戴个东坡帽，架着拐杖，胡子有个囊套住。我和他谈得很投契，也看了他的一些收藏。徐伯郊这个人交游很广，他跟大千很熟。在中国讲文物，徐伯郊是有功劳的，促使很多重要的国宝回中国。

记者：我专门问过傅申关于张大千造假画的事情，我想请教你对张大千造假画怎么看？

黄君实：张大千早期造假画很多，石涛、八大、徐渭，他都造，后期就是假宋元的东西。张大千有个绝活，仿书法仿得很像。那些东西可以骗外行人，有些人上过他的当，后来买主发现不对了，鉴定的人工作没有了，被老板炒鱿鱼。造假画自古是搞鉴定的天敌。中国造假画，在明末清初多得不得了。像张大千造的石涛水准很高，但古画还是不容易造。一个现代人造一幅唐代或是五代的画还是看得出来的。

记者：中国造假画从何时开始兴盛？

黄君实：造假画从唐代就有了。元人造宋人，宋人造宋人，一直都有造假画的。因为从前没有拍照，人家也重视摹本。王羲之留下来的真迹不多，好像都是唐摹的多，当时的动机不同，那是一种复制，得以流传。如果没有这种摹本，我们根本不知道王羲之的书法什么样子。可以讲，现在王羲之的作品没有一张是原来写的。

现在像宋人造宋人，我们也当作是一种好东西了。要看摹的水准怎么样，仿的水准怎么样。因为唐朝书画很少签名的，到北宋范宽、郭熙千真万确有签名了。以前的画家都不怎么签名，有时把签名隐藏在石头、树干里。有些画家如果本身不是文学家，就写一个款，像马远、夏圭都是签个名算了。如果是宫廷画家，就写“臣某某”。只有苏东坡这种文人，才题一大段。

记者：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学者字，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黄君实：像启功先生的书法秀气，其他人比不上。他的小楷确实很好，自成一家。他的气节，他的做人，他的学问，这些都是当代文人的代表。启功先生是学者兼书家，一代师表，这是了不起的。在鉴定家中，我认为学问最好的是启功先生。你看他的气质就很规矩、很正派。他死后没有什么遗产，都捐给北京师范大学。有些学者，书法不一定下过苦功，但下笔很有味道，文采溢然，大家就说这是书卷气。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