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为民 “中国当代艺术数据库创始人”
石器时代结束有千万种原因，但绝不包括“石头用完了”。郑为民在2007年年末创立的中国当代艺术数据库“ARTLINKART”让艺术圈中那些手拿“石头”的“原始人”一脸错愕。就像斯图瓦特·布兰德在1968年出版的《The Whole Earth Catalog》所赋予嬉皮士们的艺术，也因为新工具的出现而得以被重新认识并讨论。
没有人希望变革来自外部，因为这无异于入侵，但历史往往就是如此。郑为民并不是一个艺术家，他也不靠艺术养活自己，甚至每年还要往里面扔进一大笔钱，但是他一手创立的“ARTLINKART”却有可能改变未来呈现艺术的方式。没错，正是这个非营利项目每年需要烧掉他将近百万元的现金。
“ARTLINKART”是一个同步记录中国当代艺术进程的数据库，由郑为民五年前在上海设立。它将当代艺术中的每一个现实元素数字化——人、地点、事件，甚至是时间，只要他们发生过或者存在过。这些被数字化的现实存储于服务器的硬盘上，通过同名网站与所有人分享。在实时更新的数据流面前，它使你有这样一种错觉——自己可以看见历史。就好像中国当代艺术在照镜子，郑为民利用这些数据第一次虚拟出它的数字化影像，其意义不亚于K线图首次应用于资本市场中。中国当代艺术因此可以被科学、诚实地表达。在此之前，除了通过个人编写的艺术史或个案文献管窥一斑，谁都没有能力完整地打量中国当代艺术的面貌。
媒介即讯息，“ARTLINKART”的呈现可能彻底改变公众认知艺术的方式，进而改变艺术本身。与此同时，通过挖掘硬盘中的数据，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可以不再依赖专家对因果关系的解释，转而开始探求数据所呈现出的相关性——从因果关系到相关性的思维变革正是大数据时代的核心命题。
有一个笑话，说耐克的“JUST DO IT”忽悠了一代年轻人，所以他们长大后，终于一个个干起了“IT”这个行当。虽然郑为民始终强调“ARTLINKART”从本质上应该被称为一种有关信息的技术而非网站，但这并非全部。在价值观层面，数据可以平等而又真实地展示艺术世界发生和存在的每一件事，而不是别人选择给你的。从早期活跃于美国硅谷的嬉皮士身上，你能够闻出类似的味道。郑为民生于中国的六十年代中后期，当他20岁时，理想主义的南风还没有吹走，那正是现代中国的黄金时代。仅仅数年之后，裹挟着消费主义情趣的市场经济浩荡而来，冲垮了这些中国嬉皮士的最后一梦。而这也是30年前，硅谷的嬉皮士所承受过的。有诗人回忆起今夕过往时说，正是因为有八十年代托底，今天的挣扎才显得悲情并富有诗意。
因此，我们找到郑为民，了解“ARTLINKART”创立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将如何改变艺术。在谈论它的时候，郑为民睁圆眼睛，凸出的眼球因此聚集起更多的光芒，他的舌头转得远没有脑袋快，一连串被急切吐出的同义词将所有人带入转瞬即逝的谈话快感之中。这里所呈现的正是本次访谈的第一部分。
孤独的数据
记者：你认为“ARTLINKART”是什么？
郑为民：ARTLINKART本身是数据库——中国当代艺术的数据库。在过去几年，我们记录了所有与中国当代艺术有关的能记录的事情。通过网站可以了解到我们记录的内容。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记录，没有记录就没有数据。第二，将来不管是基于记录生成的数据做指数、排序还是什么，记录是不是足够完整、全面来保证数据的准确。我希望用数字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花差不多4年的时间来记录2800位艺术家的数据，甚至包括在国外的艺术家、在中国的和中国人在外国的展览，其中上个星期有30980次展览，涉及到的空间大概有2000多个。有可能这位艺术家在那里有15条记录，在我们这里有75条。
第三，就是看待数据的方法。我们的团队在储存的时候就开始把所有记录做关联性的整合。我们的工作方法是还原你的脑子想象一件事情的情景。比如说我看一件作品的时候会想在哪个展览上看到过它，是谁的，谁策展，在哪里，什么时间，何种情境，同时还有哪些作品或者艺术家？因为你看一个东西绝对不会是孤立的。
记者：你的“每一条记录都不是孤立的”，怎么理解？
郑为民：一条记录提交到我们这边之后，先确定它是什么大的类别，是展览还是作品，或者是一张海报、一位艺术家，还是一段时间。首先确定它是什么身份。既然是海报，肯定是哪个展览的海报，是肖像就肯定是针对哪个人的肖像。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法，把所有的东西都定义好，成为一个数据项。一条记录可能包含几个数据项，而每一个数据项就像管道的一个接口一样，是可以往外连接的。举一个例子，你的一篇文章是写我的，我正好在多伦美术馆做了一个个展，同时这条展览的讯息我们也有记录，所以你这篇文章存储的时候自动就带有这个展览的时间，为谁或者是为哪件作品写的。这篇文章的数据就很完整了。很多机构录入一篇文章的时候说一个标题、一个作者就结束了，可能下面的链接会有一些相关的东西，但是这件事情并不完整。
记者：“数据项”是什么？
郑为民：比如展览海报是数据项，时间、开幕式、赞助单位、展览空间、艺术家名单、策展人、学术主持都是数据项。我们把关键词的切分放在一个比较感性的领域，客观地用数据项做数据链接。
比如我们把“蜂巢”作为关键词，所有跟“蜂巢”有关的记录都会被检索出来，或者有一个人的名字叫蜂巢、或者空间叫蜂巢、或者他的作品叫蜂巢。关键词是一种可读性的方式，呈现数据的方法，可以做，但是我们没有做。
记者：初次做的时候就想得这么仔细吗？一条信息传送过来会按照“数据项”分解、录入、然后链接吗？
郑为民：一开始就有。因为数据库越做越大，要改是改不过来的。就像人一样，生出来一个小孩什么都有，不能说以后再加一个尾巴。他只是不完善，视力不好、不会说话，但是他一定要有功能，才知道长出来是一个人，将来改成一个老虎是改不过来的。
记者：这是ARTLINKART做数据库的一个方式。数据库中的每一条数据都相互补充和印证，而不是简单地叠加在一起。国内有其他的数据库采用类似的方式吗？
郑为民：这么做的话不仅中国没有，我在世界上都没有看到过。要么做一条线，比如一位艺术家，跟他相关的内容都放一起，包括展览、拍卖、文章、作品，所有的网站都有能力这么做，也都在这么做——但是这些堆在一起的数据不会说有任何地方的交叉。
记者：你通过什么技术去实现的？
郑为民：这是我的秘密。对我来说，核心的东西就是这个。
一切发生的必将汇合
记者：你从什么地方获取数据？
郑为民：数据的来源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举一个例子，有一些画廊、艺术机构或者策展人把我们当成媒体，他们定期会将一些数据库发给我们。
记者：你们怎么能够尽可能地向这个数据库中填进准确、完整的信息？
郑为民：ARTLINKART作为一个数据库，最终极的目标或者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完整。这是最简单也是最难达到的，因为永远不会完整。过去的事情你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补充，这是一个；再者，将来永远在发生，关键是你的工作方法是不是可以帮助你做到最完整。
中间你得到信息的来源是乱七八糟的，不同时间、不同格式，怎么办呢？我们的数据库就会做匹配。比如说A和B两个人曾经做过一个展览，我不认识A，也没有她的资料。不过B有一个展览叫A+B，我们第一次拿到的可能是这条信息。而在另外一个情况下，我们又获得了另外一个也叫A+B的展览的信息，上面写着A的名字。我们首先把“A+B”作为一个数据项放到数据库里做匹配，发现这是一个展览；接着A作为一个数据项就被匹配到这个展览里面，于是这个展览的参与者A和B就完整了。或者这两个资料都没有写明在什么地方做展览，不管过了多久，某个空间发来一堆资料称，今年做过10次展览，其中有一个叫A+B，而且注明是2008年12月8日，所以空间的名字就出现了，而且A+B这个原始数据就有了准确的时间戳。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一张海报发过来，上面写着A+B……我们会把所有的东西，不管是以艺术家或者是以展览，可能以时间、甚至一张海报慢慢地汇聚在一起，合并然后再分散、关联。只要它们在这个世界上发生过，就会慢慢地汇聚起来。
第二是不要有重复，同样的事情变成两个事情，或者本来是两个东西变成同一个等等。比如有一个艺术家叫A，她同时又参加了一个A&B的艺术小组，这件作品到底算A&B的还是A的也要分开。A&B所在的画廊参加了一个博览会，那这算是博览会的还是画廊的？再有一个问题是艺术圈同名同姓的人，所以要非常仔细。
还有一个别人永远不会有的——我们有英文。只有你有英文的时候才有可能和国外的数据库做数据交换。其实A的名字在我们边就有中文和英文两个数据项，一个展览有两个不同的匹配。
记者：你现在是怎么运营，自己在做还是有一个团队？
郑为民：七八个人的核心团队在做，自己没法做。
记者：这个团队能够自我盈利还是需要不断地投入？
郑为民：我定义它是一个非营利的项目，我一直在投入。
记者：你需要投入多少资金？
郑为民：我从2007年开始没有领过一分钱工资，一个月个人的费用是四万五到五万元，其他都是零零散散的钱。房租不算，服务器等不得不用，其他东西可以减掉。如果是五万元一年就是六十万元。
有时候觉得可惜，目前拥有的能力还不能够把这些东西都做好。其实还有很多数据项，一个是来不及做，一个是没钱做。我也发觉，有时候拿了一些钱做了一个项目，就一次性花掉，会觉得很可惜。有可能拍一个电影就花掉很多钱，如果把这些钱用在这个方面，在这个领域可以做很好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都是很有用的东西。包括怎么采集艺术家的声音、现场、开幕式、工作室照片，他手上有没有各种各样的录像带、手稿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现在来说，还是做的最基础的部分。
记者：你打算如何去延展它，即使没有足够的预算？
郑为民：数据库延伸的东西会是什么？记录、储存、计算，包括最后呈现结果。在国外，或中国的台湾、香港首先是Digital，是怎么样将艺术领域的东西数字化；然后是Open和Share；第三是要在这些基础上Link。我这边将来也会有几块东西：一块是数据库，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就像金字塔最底端的部分，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然后能够在数据的基础上做一些计算，一些数据挖掘；还有一块有可能是我们统计、分析用户使用这个数据库的习惯，对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再做一些计算。
打开“黑盒子”
记者：我们此前认识艺术是通过专家、经纪人以及所谓的艺术史，不管怎么说，我们总要通过一些中间人去翻译这个“黑盒子”。你希望提供一个新的工具直接打开它。
郑为民：我觉得现在对我比较好的事情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要这么做，好像艺术领域就用不着数据。怎么用这些整合好的数据做不同的研究，我觉得对艺术而言真的是比较难，介于科学、理性、感性之间，怎么调整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我的理解是这样，首先要有大量的数据，然后有一个公开科学的模型。之后是将来数据怎么用，它的工作方法是要开放的。因为不是我要用数据，是别人用。所以我现在所有工作的逻辑是跟专家有关的事情排斥的。
记者：问题是工具本身足够“锋利”吗？
郑为民：我的理解不是说把数据研究得再透彻或者是再丰富，也不是满足不同人的需要把事情解释清楚。就像法律条款一条一条的摆在那里，但是仍然要有律师。不过现在经纪人有了数据再来谈这个事情，就会发觉很科学了。我以前听过很多人讲艺术投资，好像很理性，其实我觉得太感性，全是假的。
记者：人治的因素太多，让数据说话，让这个“黑盒子”变得可见。
郑为民：这些东西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怎么能够打开这个市场，让它变得透明、客观。我收集了全世界的近20万条拍卖数据，突然发现我不能在中国买东西，我肯定要去国外的拍卖行。就是同样的东西我会发觉在国外拍卖的价格比国内画廊的还便宜。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是有太多的东西可以买，为什么要集中在这里买呢？这样会打开你的思路，听到另外一种声音，这些声音告诉你不是现在这种做法。我听到太多的人被忽悠说我要投资一个什么项目、要把它炒一下，眼下都是这种事情。
再比如说，我关注青年艺术家，我想看一下最近三个月哪些年轻人变化是最快的。系统告诉我，A最近连续参加了三个比较重要的展览，有一些拍卖的成绩，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提醒我了。我把她作为我的关注对象，选择她参加了哪些类型的展览、与哪些艺术家、策展人、艺术空间有合作，数据库就需要通知我。拥有这些数据就会开始去观察，你可以抽出来看，也可以放到整体里边去看，开始思考这与我的投资或者收藏是不是有关系。而不是说几个专家坐在这里，有一个说我觉得A不错，我推荐他。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他比较熟悉，我知道他怎么怎么样，今年又在哪儿做了展览，在年轻人里面做得不错。如果你还停留在这个上面，那就太可笑了。就像做股票要有基础数据，你不能老是靠专家荐股啊。
在透明、公开的基础上再有人是可以的。你是我的顾问，现在眼前有一个科学数据，但是科学数据并不代表是一个决定的东西，你有一些个人化的建议，你认为这个在数据上虽然不太好看，但觉得应该买，为什么呢，一二三条理由说出来。个人化是在这个层面上去讨论的事情。因为我担心的是，所有在这里制造神话的有可能最后把那些想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全部搞晕，搞到最后那帮人全是骗子。
记者：艺术未来会向整个社会放开，各种机构会进来。有上市公司要建自己的企业收藏，为了品牌或者是出于财务安排；金融机构为了自己的形象要收藏艺术品；地产公司为了自己的楼盘会选择一些艺术家合作。需要一个接口，把艺术开放给全社会的人，大家在这个游戏中扮演一个相互合作的角色，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黑盒子一样捂着，利用信息不对称，每个人都只顾着吃自己的那碗饭。
郑为民：我一直想回到艺术的本身，它的生命规律，这里边哪些东西可以被整合，哪些东西不可以被整合，这个很重要。就像欧洲做的文化入口，做数据整合或者是美术馆整合、数字化等等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数字化，为什么要讨论版权，为什么要讨论到底是一家做还是几家合作？为什么？因为你面对的世界变了，不是说艺术本质变了，而是流通方式变了，有可能更多的需要用这个东西来了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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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