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林德‧德‧布鲁伊克
比利时女艺术家贝林德‧德‧布鲁伊克（Berlinde De Bruyckere）在现今雕塑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她26年的创作生涯中使用大量的有机物作为素材，塑造形体扭曲且不完整的各种雕像。布鲁伊克的作品呈现灰色阴冷的色调，通常没有头部且性别不明。她表示这些雕塑作品不但深刻探讨了死亡，也检视了生命之脆弱与须臾即逝。关于她作品的评价通常被形容成残酷却发人深省，骇人的表象之下暧暧地透着抚慰人心的特质。
2010年2月，布鲁伊克荣获佛兰芒视觉艺术文化奖（Flemish Culture Prize 2009 for Visual Arts），因其雕塑、装置和绘画成功地将世界上广为流传的故事转化为视觉艺术的形态。去年底，佛兰芒环境、自然及文化部长卓克‧萧文利格（Joke Schauvliege）宣布布鲁伊克将于今年代表比利时参加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
布鲁伊克曾参加威尼斯双年展（2003）、第4届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2006）、第3届莫斯科当代艺术双年展（2009）、第8届光州双年展（2010）等重要的大型展览。2012年北京常青画廊（Galleria Continua）举办了她的同名个展“贝林德‧德‧布鲁伊克”。
布鲁伊克穿着一袭深灰黑色衣裤，端坐在房间里准备接受采访。她的衣着与作品一样，透出不可亵玩的冷峻风格。利落的黑色短发更是使人对这位艺术家抱着遐思：她是否刻意抹去作为女性艺术家的柔美特征，也就是在无意识中渐渐形成与作品同样雌雄莫辨的调性？初次来到中国举办个展的布鲁伊克，双颊被北京凛冽的寒风刮得通红，脸上的皱纹表明着已届知天命的岁数。我以为艺术家会有着肃穆且犀利的眼神，彷佛锐利的刀切割开人心叵测之处，一如她作品中理性地顺着肌理塑造而成的人或兽。但她的眼神却是始料未及的温和且充满柔情，布鲁伊克有耐性地缓缓道出创作初衷。即便她的作品总是呈现着摇摆于生死爱恨之间的二元动荡，这些作品却像是一条大河的许多支流，终归回到艺术家最原始的想法：“透过作品，我想传达的是带给人们希望与抚慰。”
1964年出生于比利时根特市（Ghent）的布鲁伊克是家中唯一的孩子，5岁时便被送到根特市以外的天主教寄宿学校。她在校期间经常泡在图书馆里头，一本本阅读着艺术书籍。“这是我自学的经历，也是当时我用来逃脱那些修女的办法。阅读有关天主教艺术的历史书籍是我找到解脱的方式。不过当时我对诗歌和一般读物最感兴趣。”布鲁伊克的父母从未带她去过美术馆。“绘画是我的解压方式，以及表达自己感受的办法。这些都引导着我在未来成为一位雕塑家。我在寄宿学校待到14岁，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很漫长的时光。而我内心常感到害怕、焦虑或难过不已，因为我必须照顾自己。”她第一次看展的经历是在小学时，老师带着学生前往根特市美术馆。从此潜移默化地引导年幼的布鲁伊克踏上视觉艺术的职业生涯。16岁时，布鲁伊克回到根特市居住，进入辛特-卢卡斯视觉艺术学校（Sint-Lucas Visual Art School）学习。毕业后没多久，她简约的雕塑作品渐渐引起比利时和荷兰两地艺术圈的注意。当时布鲁伊克主要以羊毛毯为材料，她的雕塑甚至只是将毯子堆在桌上或床上。为了响应卢旺达事件（1994年的大屠杀）的新闻片段，布鲁伊克的作品是用蜡做成一条人腿，伸出床罩之外。当她将这件人腿雕塑置于泳池之内，其逼真的程度让过客误以为有人溺死在泳池当中，一度引起当地媒体的骚动。
布鲁伊克曾当过15年美术教师，如此一来她不但能维持生计，也不需要出售作品。22岁时，布鲁伊克在根特的画廊举行了第一次个展，开启了她成为职业艺术家的那道门。但真正让她跃上国际舞台的，是2000年应比利时伊普瑞斯镇（Ypres）的佛兰德尔斯阵地博物馆（Flanders Fields Museum）之邀，创作能反映战争之冷血无情的作品。因为伊普瑞斯镇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之一。布鲁伊克花了一年的时间大量搜寻相关数据，并把展览名称定为与博物馆同名的“在佛兰德尔斯战场”（In Flanders Field）。她展出了5匹马的尸体，画廊的白色空间有着宛如快门照下那千分之一秒的死亡瞬间。马匹翻覆，或仰或倒。“马匹的尸体象征战争所有的损失，比方人类的伤亡。我想将这种感受表达出来，于是我开始创作六匹死马的肖像。”布鲁伊克说道。“数年后有人问我为何不选择其他动物，我回答我只会选择马，因为它们的形态之美，以及与人类有如此密切又如此相像的关系。我想不出有其他动物会比马更为重要。”3年后，布鲁伊克以《黑马》这件作品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也以黑马之姿席卷了艺术圈。2006年，她以《身体》（Lichaam）一作参加柏林双年展，作品是一张马皮铺盖于桌上。2011年，布鲁伊克以树脂、马皮制成等身大小的两件雕塑《我们都是肉体》（We are All Flesh），展示出倒吊的马匹，其中一条后腿被由上而下的绳索缠住。原本是头部的位置竟呈现出一个奇异的窟窿，死亡气息不置可否。布鲁伊克将这两件重要作品命名为“我们都是肉体”，呼应了前述她认为的马匹与人类一样拥有思想、性格和灵魂。
布鲁伊克深受家乡佛兰芒（Flemish）传统的洗礼。不仅如此，她也受到许多大师的影响，包括乔托（Giotto）、卡拉瓦乔（Caravaggio）等。其中尤以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文艺复兴时代的德国画家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和意大利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对布鲁伊克的影响最大。这些影响极其直接地体现在布鲁伊克的众多作品中，她巧妙地将以往读过的文学作品，或从其他领域的大师作品中得到的灵感融合于雕塑当中，成为作品的母题。她擅长使用蜡、马毛、马皮、木头、树脂或纺织物等有机物创作。在一次访谈中，布鲁伊克坦承她认为克拉纳赫许多画作相当不出色，尤其是肖像画系列。而让她有所感触的是克拉纳赫以描绘肉体的方式来体现精神方面的特性。“克拉纳赫画作中扭曲的肉体是作为思想的媒介，透露出害怕、热忱、疑虑等情绪。这些可见的人体形态与人的心理状态息息相关。”布鲁伊克的众多雕塑不但摒除了性别的差异，也去掉了原本最能看出情绪状态的头部。“我不觉得头部是必须存在的部位。雕塑的整体形态便能充分表现出情绪更迭。”她擅用希腊神话中的转化来描摹人性中善恶共存的状况。她从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当中汲取灵感，无头的人体长出了树枝状的肢干。2008年，她创作的《马尔特》（Marthe），依稀看得出是人体的灰白雕塑微微透着血色，原本该是头部的位置长出许多顺着地心引力而下的扭曲且纷乱的枝丫。依照布鲁伊克的解释：“某种东西从你的身上失去控制地生长出来，你一筹莫展。这玩意儿盖过整张脸，最后摧毁了头部。”而她于2009年创作的《链接》（Verbinding），已经无法辨识是哪种生物的肉体残骸置于花布枕头上，像是布鲁伊克对于死亡所做出的事过境迁的温柔哀悼。
她这次展览中的作品《亚克托安》（Actaeon）也承袭了变形的技巧。亚克托安原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但在奥维德的拉丁版本中略有变更，因窥见女神沐浴而遭天谴，变成牡鹿。亚克托安原本领着的50只猎犬再也认不出主人，因此将其碎尸万段。“帕索里尼的电影给了我灵感，促使我完成这件作品。”帕索里尼对于布鲁伊克的影响在于后者依循前者的套路，在作品中表现出人性的黑暗面：人类具备杀戮的能力，同时也挣扎于难以承受的痛苦。“在帕索里尼的电影中，宗教变得如此重要，以及关于人们如何应对生命中神秘的一面。他的电影《Teorema》（定理，1968年）的主题便是诱惑，以及人类如何被欲望摧毁。”布鲁伊克的系列作品《罗穆：我的鹿》（Romeu, my deer），便是围绕着上述主题。“通常公鹿会用其鹿角来勾引母鹿，鹿角是骄傲的象征。但此作品中则不然，正是鹿角摧毁了人体。”布鲁伊克的作品并非全然为了宗教上关于神的天启而作，在提及天主教圣人与殉道者的同时，她的作品也揭示了举世皆然、人类饱受苦难折磨的状况，伴随着历史上的战争所带来的心灵创伤。与鹿角相关的创作还有《拔》（Rodt），这个四件一组的鹿角作品有着两种含意。在活生生的鹿身上，鹿角代表力量、权力，以及能够获得母鹿青睐的欲望象征；而在鹿角被拔除之后，猎人将其摆放在房中代表胜利的战利品，这些苍白无血色、看似渗着干涸血渍的鹿角朝向地面悬挂着。鹿角一向是布鲁伊克雕塑作品的母题，因为鹿角不但象征生死，也与艺术家的背景有关。“我的父亲是一位屠夫，我曾经请他帮我猎杀一头鹿，所以这也可以说是献给他的作品。”
而在宗教的意义上，鹿角是基督的象征，布鲁伊克常使用“忧伤的人”（Man of Sorrows，指基督受难）作为雕塑的隐喻，透过因为激情而流血受伤的手法，表现出布鲁伊克对于宗教和凡人欲望之间的深刻思考。
布鲁伊克的雕塑作品的素材强调自然生命之转瞬即逝。从远处观看，雕塑的表面如同大理石一般，意味着财富和永恒，但实际上作品用的是蜡这种有机材料，染色的蜡面上浮现了经络和动脉，而有机材料终将走向腐烂衰败，暗喻生命不可能亘古长存。“即使我们需要面对恐惧和痛苦，生命依旧美好。”吉奥尼曾说：“布鲁伊克想象着一个从中世纪开始，横越过现世，直奔未来的反乌托邦世界。”纽约藏家马克‧史特劳斯（Marc Straus）收藏了三件布鲁伊克的蜡质雕塑，他这样评价这些作品：“某些东西失去控制似地从人体雕塑上长了出来。这无疑是恐怖的，但同时也美丽无比。”
澳大利亚当代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朱莉安娜‧恩伯格（Juliana Engberg）说：“布鲁伊克的作品使我们想起佛兰芒14世纪歌特式的艺术形态，反映出当前人类的状况。她的作品叩问着人类对于经历转变与超越的需求，以及经历从动物转化成人类深切感受的过程。通过观赏布鲁伊克的雕塑作品，我们更了解人类的处境，还有悲剧和戏剧中展现出的生之有涯。她变形的雕塑中带有某种奇迹般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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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瀹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