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辰
变位”展现当代中国不同面貌
外界谈到王春辰，容易想起他的许多著作和译著，较之策展人身份，他似乎更像学者。然而在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竞标中，王春辰带着他的“变位”夺魁，即将在那场世界艺术盛宴中“烹饪”一道中式佳肴。
记者：此次中国馆的主题“变位”听起来比较抽象，但它的包容性非常强。那么它更深一层的含义是什么？
王春辰：这个主题并不单纯指向艺术领域。中国的发展之快、变化之大有目共睹，这种变会带来各种结果，这就是“变位”，简单说就是变化、转型。艺术家表现社会的变化，肯定用艺术手段，比如张小涛就习惯用影像的方式表达，这是绘画形式传达不出来的。我们用影像记录一段历史，过几年再看就能发现许多变化，这就是变位。
“变位”还指生活和艺术之间的变化，今天的人们会把一些原本不属于艺术的东西放在艺术现场讨论，比如让吃饭这件事发生在美术馆里，就变成了艺术。所以艺术的界限和概念已经有了新的变化，这也是变位。再比如这次何云昌的作品，把灌满海水的瓶子贴上标签，让大家用另外的装着海水的瓶子来换，如果一个装水的瓶子放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生活用品，但是放在这个环境里就会给大家带来想象和思考，就变成了艺术品。
记者：“变位”方案为何最终入选？
王春辰：这个主题可能更符合今天的一个时代特征，能展现当代中国不同的面貌。同时这个方案也比较完整和充分，较容易实施。我的方案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和作品来强调事物的变化，甚至把不被人认为是艺术家的人邀请来。其实，人也是不断变化的，谁能一直是艺术家呢？
记者：“变位”和威尼斯双年展的总主题“百科殿堂”如何呼应？
王春辰：“百科殿堂”的概念是意大利裔美国人马里诺·奥利迪提出来的。他的想法是，人类有那么多的知识、财富和智慧，为什么不能把它们融在一起呢？这就是百科。宫殿是一个空间概念，把这些百科容纳进来。而既然它容纳了所有的东西，那就必须有包容性，也必须有所转换，总策展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受了另一个美术史家汉斯·贝尔荆的“图像人类学”说法。图像呈现历史的发展，发展就是变化，而且“变位”的英文“Transfiguration”中的“figure”就是图像、图形。
记者：威尼斯双年展对参展的中国艺术家来说，除了“镀金”，还会有什么影响？
王春辰：艺术家参加过国际重要展览，也算是个人的一个经历。艺术家参加了，本人又去了威尼斯，就会接收到非常多的信息，你看到别人的艺术，又看到自己的艺术，可以吸收一些东西，还可以发展和提高。你看到别人的东西，才能确信，原来我做的东西也有意义，这个意义不是说我要做跟别人一样的，而是我看了别人的想法之后，突然发现我这种方式也很好。艺术家就是要在这样的对比中发现自己的独特性。
为开放的展览选择多元化的艺术家
此次威尼斯双年展，王春辰选择了7位艺术家：何云昌、胡曜麟、缪晓春、舒勇、童红生、王庆松、张小涛。这之中或多或少有一些争议，但王春辰对自己的选择始终充满信心。在他看来，自己选择的每件作品都能代表中国艺术，他们见证了整个中国的变化。
记者：您曾说这七位艺术家是在您确定主题后脑海中浮现的，这样挑选的方式会不会过于“随机”？
王春辰：也不是说随机。在看到展览空间、想到一个主题后，我会很职业性地想到一些人和一些作品，觉得很符合主题，这种选择并不是漫无边际的。比如缪晓春和张小涛，当时想到展览的空间非常昏暗，就希望要些亮的东西展示，就是影像，就想到了他俩。双年展本身就是一个很开放的展览，我选择的艺术家也是多元化的。有争议也没关系，这就是真实的状态。
记者：此次中国馆所在地的油罐几乎被清空，在设立方案之初是否知道？
王春辰：这个清空油罐的工作，文化部一直在做，在方案确定后，文化部才接到正式通知，我们只好对原方案进行调整。好在做方案之初也考虑了这个因素，之前的想法是怎么克服油罐带来的问题，既然油罐清除了，做方案就更坦然了。艺术家没变，作品也没大变，只是展示方案有所变化。比如之前想把投影放在油罐上挂着展示，现在必须做展墙和展架。
记者：有没有作品是您个人非常喜欢，直接要求艺术家参展且没经过改动的？
王春辰：也有，比如童红生的绘画作品就是。他画画不是为了市场，仅仅是因为喜欢。他信佛教，他的画都是高僧、喇嘛或者各种器物。他把这些当做他的信仰。选择他也是因为在今天迅速变化的生活中，我们如何找寻心灵家园，如何找到精神和信仰的寄托。
记者：为什么选择徽派建筑？
王春辰：我个人觉得大家看到这个作品会很伤感。它原来就是普通民居，后来因为城市化改造差点被拆掉，于是胡曜麟把它收藏下来。希望大家看到这么美的建筑后能反思，能否将它们保留下来。有时人是这样的，换个环境就会自我反思。我希望能引起大家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反思。
中国馆是最呕心沥血的策展经历
上一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人和艺术家代表曾引起艺术圈非常激烈的讨论，因此担任此次中国馆策展人可以说是一个荣耀却艰难甚至尴尬的角色，上届的策展人甚至说过“任何人来做都会挨骂”，王春辰却一直以一种悠然而淡定的方式对待质疑。
记者：在您的心目中，国家馆的展览做成什么样算成功？
王春辰：我觉得没有成功和不成功这样的标准。关键是让别人看到以后能不能达到效果，会不会引起思考。拿中国馆举例，展览是不是能够集中反映策展人的态度？这种态度和今天的中国是不是紧密相连？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和国际艺术家交流，他们想知道今天的中国艺术家如何做艺术。所以我不能摆几张画，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大师画的虾，因为它是太久以前的事儿了。比如张小涛就是用影像拍的中国的城市，这是外国人想知道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别人了解，让大家来看我们的艺术、我们的现实，看完了能够理解我们的变化，这就行了，没办法衡量成功与不成功。
记者：您对自己策展有怎样的反响期待？
王春辰：不会有什么期待。就像我平常策划一些展览一样，只能说按照自己的理解，尽可能做出来，好不好让大家去评判、去讨论。艺术家经常说，这个作品做出来以后，它就不属于我了，它属于社会，别人对它的评价由不得艺术家去决定，双年展也是一样。每个人对它的认识都不同，角度也千变万化，很多角度我们甚至压根儿都没想到，但是让人讨论、让人表达也是不错的事儿。
记者：方案公布后，各种评价自始至终都没有影响到您吗？
王春辰：对我个人倒没有什么影响，无非是更有压力。我做一件事，当然会担心做不好。但我把这个国家馆展览作为我整个学术研究的一个过程。不是说做了威尼斯，我就升了天了，这个心态不能有。每做一个展览就要把它变成一个研究课题，在这个课题中我可以深刻反思很多问题，再去表明一个问题，和写文章一样，要有中心思想。我会以平常心看待的，但它确实很重要，因为大家都去关注它，你必须全身心投入。可以说这个展览是我做过所有展览中最呕心沥血的一个。
记者：上届策展人彭锋曾在出发前表示必拿“金狮奖”，您对拿奖如何看？
王春辰：只能说我把这个展览实施出来，让展览本身形成一个整体就够了。有些作品我们自己觉得好，别人不一定也觉得好，艺术就是强调个性和差异，没有标准。当然在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社会性的，比方说艺术家关注的是我们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些普遍问题，大家认同你，给你一个奖，并不是说你的东西就好，别人都不好，不是这个概念。我们对艺术的要求就是不能有要求，更无所谓拿不拿奖。
【相关阅读】
【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