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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不在乎联合国，但不可以不在乎苏富比和佳士得，因为只要他们一联手，就可以拍卖全世界；你可以不惧怕上帝和撒旦，但不可以不提防苏富比和佳士得，因为他们一举槌，就可以摧毁所有上天的造化……”
这是作家吴澍在他的《谁在拍卖中国》一书的扉页上写下的文字。
苏富比和佳士得—当今世界最庞大的两个拍卖帝国，至今都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全球拍卖“双雄”。而它们被中国大众所普遍知晓，则源于近年来一再引起关注的圆明园兽首拍卖，每一次拍卖都牵动亿万国人敏感的“爱国神经”。
尤其是2009年2月，佳士得拍卖行在巴黎拍卖鼠首和兔首，引发华人世界抗议狂潮，国内组织了近百人的律师团赴法抗争，但终究没能成功阻止拍卖。最终，两只兽首被中国商人蔡铭超以3149万欧元（约2.8亿元人民币）的天价竞得，但他之后拒绝付款。
2013年4月26日，佳士得大股东、法国皮诺家族在北京宣布，将向中方无偿“捐赠”流失海外的圆明园鼠首和兔首。中国官方对此予以积极评价，认为这一意愿符合有关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的原则精神，是对中国人民的友好表示。
消息甫一发布，立刻引发舆论风暴，人们议论皮诺家族这一“不可思议”的行为，究竟是出于何种用意？
因为，当年在中国外交部措辞强硬的交涉下，在民众的抗议和律师团的起诉下，佳士得都没有撤拍，皮诺集团的创始人弗朗索瓦·皮诺甚至扬言“宁可将兽首闲置，也不让它们回中国”，现在突然要无偿“捐赠”，让人不得不浮想联翩。
已然人声鼎沸，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的一条微博，将讨论带到了更高潮。
皮诺家族宣布“捐赠”的次日，即4月27日，陈履生发微博称：“圆明园12生肖水龙头只是见证圆明园被外国列强掠夺、焚毁的历史见证，一上拍卖会就被称为‘国宝’欠妥，特别是把外国人做的水龙头称为‘国宝’，更是欠妥，对它们的艺术性应该有一个基于中国美术史的正确认知。
顿时，关于兽首究竟是不是“国宝”的讨论沸沸扬扬，支持声和反对声难分高下。但就在这场大辩论中，人们渐渐明白，兽首本身可能并不具备那么高的价值，之所以被拍到“天价”，很可能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被商业炒作所利用的结果。
十二兽首难称国宝
十二兽首来历很简单，它是位于圆明园东北角的西洋建筑群中海晏堂前的喷泉喷头，由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主持设计，法国人蒋友仁监制，清宫廷匠师制作，成器于清朝乾隆年间。
十二生肖兽首呈八字形排列在海晏堂前的水池两侧，兽首下面是各种坐姿的人身像，兽首为青铜所制，而人身材质尚存争议，人身中空，连接喷水管，每隔一个时辰，代表该时辰的生肖兽首，便从口中喷水。到正午时分，12生肖同时喷水，蔚为壮观。
可见，“水龙头”一说确属事实，那么这个由外国人设计的“水龙头”究竟价值几何？
处在舆论暴风眼的陈履生，这样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圆明园兽首只是一般性的历史文物，而如果将其放到西方雕塑史上来论，又只能说是一般性的雕塑，这些在西方的园林雕塑中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与陈履生持同样立场的还有作家吴澍，他游走于收藏拍卖界多年，写下了“中国文物黑皮书”系列三作—《谁在收藏中国》、《谁在拍卖中国》、《谁在忽悠中国》，分别被《亚洲周刊》评为“2010年度十大好书”和《中国图书势力榜》2011年十大好书。
吴澍告诉记者，衡量一件文物的价值有三个标准：历史价值、工艺（审美）价值、研究价值。“从历史价值看，兽首只有200多年，时间很短；从工艺价值看，青铜器最美最好的是‘早三代’（夏商周），兽首跟它们没法比，‘早三代’的青铜器很多流失海外，没有引起国民应有的关注，把注意力集中在兽首上，是很幼稚很不成熟的做法；从研究价值看，兽首亦不具备。”
他批评兽首：“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不具备太多文物价值，它唯一的文物价值是记载中华民族在某一阶段的屈辱史，是一件普通文物，难言国宝。”
圆明园文物以稀为贵
由于是外国人设计，兽首不是纯正的“中国兽”，具有西方特点。圆明园学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刘阳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兽首中的老鼠不像中国的老鼠，而是西方的鼹鼠，牛有些像西方的斗牛，而老虎更像西方的狮子，因为西方人认为狮子才是百兽之王。
但刘阳的观点与陈、吴两人截然相反，他认为，兽首是有史以来回归的分量最重、价格最高、影响最大的圆明园文物。尤其在经过了2009年的拍卖风波之后，兽首承载了更多的历史意义和民族感情，如果现在再拍，价格肯定要超过5亿元人民币。
刘阳认为，兽首之所以珍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能确定的从圆明园遗失的文物很少。据他的统计，除了法国枫丹白露宫等博物馆外，全世界能确定为圆明园文物的不过一两百件，再加上兽首牵系着中国人的感情，把它称之为“国宝”一点都不为过。
刘阳表示，兽首回归后应该存放在中国最高级别的博物馆—国家博物馆，而根据他得知的内部消息，兽首已基本内定给国博。他认为陈履生的言论很不负责任，“尤其是当兽首即将回国之际，作为国博副馆长，这样表述很不合适”。
著名清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道成教授曾近距离接触现存于保利的3只兽首。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忆：“我觉得兽首制作相当精美，牛和虎都栩栩如生，牛的眼睛特别有神。我认为制造艺术水平还是很高的，虽然它只是个喷头，但是相当高水平的喷头。”
王道成同样认为，圆明园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因为现在能够看到的圆明园的文物很少，兽首又是货真价实的圆明园文物，所以自然会附带了爱国情怀。虽然它们是由外国人设计，但当时真正的总设计师是乾隆皇帝，大主意都是乾隆抓的。
圆明园展览馆前馆长谢秀清向记者介绍，整个西洋楼都是欧洲文艺复兴后期的巴洛克建筑，原本在郎世宁的设计中，喷泉雕像全部是裸体人身，但乾隆皇帝认为不妥，遂巧妙地用大自然中的动物做成喷泉，除了12兽首以外，还有谐趣的喷泉，是由一鱼二虾十鸭六蛙二狗二羊组成的动物大家庭，而西洋楼的标志性建筑“大水法”前的喷泉则是“十狗逐鹿”，寓意为逐鹿中原。
爱国主义如何被商业炒作
对于兽首的价值见仁见智，比较有共识的是，单纯从艺术价值来看，兽首的价值并不高，而之所以被抬到天价，主要是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它来自圆明园。
正是因为发现了这一“罩门”，拍卖公司和收藏者才故意将兽首打上“国宝”的烙印，再加上各路媒体跟风炒作，本来不起眼的艺术品投资行为被提升至“爱国”通道。
对于如何炒作“爱国”概念，吴澍在《谁在拍卖中国》一书中这样描述，“在这些‘爱国者’的接力赛中，一些早年碍于有关国际文物公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干预，不敢公开亮出非法所得中国文物的外国人，纷纷从地窖里搬出家族窝藏多年的‘赃物’，有计划、有预谋地采取树立标杆、借题炒作、充分预展、托买托卖等手段，‘满足中国人的爱国愿望，帮助他们买回本属于自己的文物和古董’（英国报纸语）”。
“由此，在那些八国联军（应为“英法联军”—编者）的后裔帮助下，一场起始于商业目的、被炒作成‘爱国行动’的圆明园文物回归热形成气候，以12生肖铜像为代表的圆明园流散物品，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海外拍场，并且身价节节拔高，屡创天价神话。”在2000年、2003年和2007年的香港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会，2009年的巴黎佳士得拍卖会上，中国人都不惜血本将兽首拍回，目的就是不让“国宝”再度外流，二度受辱。
兽首共12件（面世的有7件），又反复被拍卖，这种叠加效应让兽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如果兽首只有1个，拍一次就没了，那也就没有炒作的意义了。”北京天问国际拍卖公司总经理季涛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
“从拍卖的角度讲，卖家愿意出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知名度和普及程度，这个时候可能就不是看其艺术价值，而是社会告知的价值，这会给它加分，让它变得更贵。兽首不断再现，让全世界都知道了这几个水龙头，所以会拍到天价。圆明园其他文物可能就一件，拍了就没了，所以知名度并不高，价格也没那么高。”
在这场拍卖游戏中，民族情绪被商业利用，此时对兽首“国宝”地位的质疑，犹如当头棒喝。
佳士得的“中国梦”
回到开篇的疑问，皮诺家族的捐赠到底为哪般？
外界普遍猜测，捐赠兽首主要是为了皮诺家族旗下的佳士得拓展中国市场，也是为了改善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改变在2009年风波中中国民众对皮诺及佳士得形成的不佳印象，与皮诺家族掌控的著名奢侈品集团开云（前名为“巴黎春天集团”）今年开始在中国的市场拓展也不无关系。
记者就此采访了佳士得中国区公关负责人，她回应称，“兽首拍卖风波确实给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带来影响，尤其是声誉上受到很大影响”，但同时她认为，“捐赠兽首完全是皮诺家族的决定，与佳士得在中国的业务没有任何关系”。
实际上，2009年2月26日，也就是巴黎佳士得拍卖会结束后的3天，中国国家文物局就出台专门文件针对佳士得—《关于审核佳士得拍卖行申报进出境的文物相关事宜的通知》，严格限制佳士得拍卖文物进出境。
季涛告诉记者：“苏富比和佳士得都很会做公关，跟中国政府的关系本来都很不错，但此事之后，中国政府对苏富比的限制要宽得多，对佳士得要紧一些，有些政策是专门针对佳士得来的。”
法国《费加罗报》评论称：“本次归还兽首可能是由皮诺家族控股、当年执行拍卖的佳士得拍卖行面对北京做出的某种‘让步’。佳士得一直想开设自己在中国的分行，可它之前在上海只有一个办事处，‘游离’于中国火爆的艺术品市场之外。”
2012年，中国的艺术品拍卖交易额已占全球市场的25%左右，仅次于美国，包括佳士得和苏富比在内的国际拍卖公司都想挤进中国市场。
佳士得早在1994年和1996年就先后在上海和北京设立办事处，在2005年授权永乐拍卖公司使用佳士得商标，但由于中国对于外资进入拍卖市场的限制，佳士得的“中国梦”—在中国开设独资拍卖公司，一直未能实现。
今年4月9日，佳士得突然宣布成为首家在中国大陆获得拍卖执照且独立开展拍卖业务的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上海静安区，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并计划今年秋季在上海举行拍卖会，不过拍卖品不涉及文物古董。
从“特别限制”到“特别放行”，佳士得在中国的发展的确如其公司内部人士所说，是公司247年历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吴澍评价称，“捐赠兽首是场明白无误的交易，皮诺家族是大赢家，佳士得成功解禁登陆中国上海，而且先声夺人，省了难计其数的巨额广告费。”
在这场交易中，中国人和中国政府赢得面子，而皮诺家族赢得里子，顺利攻占中国市场。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独家回应：我为什么说兽首不是国宝
记者：近年来兽首一再被拍到天价，你却指出“称兽首为‘国宝’欠妥”，你的理由是什么？在你心目中“国宝”如何定义？
陈履生：我心中的“国宝”首先是能够代表国家文化的重器，是能反映国家历史与艺术最高成就的瑰宝，而不是一般意义的文物或佐证，它应该具有普遍性的文化认同，是历史积淀后的文化共识。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够反映国家文化内涵的核心价值观，代表一个时代文化和艺术发展的最高成就，能够承前启后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按照这个标准，我认为属于圆明园故物的兽首不能称之为“国宝”，但这不是说它不具有历史价值，只是说社会上将其称为“国宝”欠妥；或者为了经济目的，为了情感意义，将其称为“国宝”欠妥。
记者：如果单纯从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来看，兽首价值如何？
陈履生：如果单纯从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来看，圆明园兽首只是一般性的历史文物，它在超过五千年历史的中国艺术发展史上，尤其是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的血缘缺少中国文化的基因，难以与雄强浑厚的汉唐雕塑相提并论，更与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相去甚远。
它所反映的是西方写实雕塑的传统，而如果将其放到西方雕塑史上来论，又只能说是一般性的雕塑，这些在西方的一些园林雕塑中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圆明园兽首只是圆明园中的园林装饰雕塑，我想法国人是不会把凡尔赛宫内的园林雕塑中的一个部件称为“国宝”的。
记者：那它被炒到天价，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陈履生：背后原因很多，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毫不讳言，个中的非理性行为在所难免，负面影响极大，最重要的是哄抬物价之后，如何面对未来出现的被西方列强掠夺的无数中国文物，如果继续动用国家力量，哪怕是民间力量，花大价钱去购买，也无异于是遭受第二次掠夺，而且不动枪不动炮。如果置之不理，那么，又如何面对被哄抬的民族情感？
早在10年前，李学勤先生就强调：目前国际上有些商人蓄意抬高中国文物拍卖的价格，对于我国抢救流失文物和阻止国内的盗墓之风很不利。而从一般性的道理来论，当你缺一个盖的时候，在国际市场上这个盖就可能要一个超过自身价值的高价。反之，当你认为它只是一个盖、却又没有人需要配这个盖的时候，它也就只有一个低于自身价值的低价。
记者：中国有大量文物散落海外，对于这些文物，我们应该持何种态度？是要追回，还是承认历史事实，让它们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
陈履生：我的态度很明确，要依据国际法不依不饶地追讨。比如20世纪初伯希和、斯坦从敦煌盗走大量的经卷和文物，证据确凿。还有1914年被打碎装箱盗运到美国、现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騧，以及散存在美国的响堂山石窟造像等，也都是罄竹难书的历史罪证。
这些是真正的国宝，也同样记载着被掠夺的历史。对于它们，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当然，我不同意“承认历史事实，让它们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我们要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玩命地去追讨。然而，追讨的成功与否，是基于国家的强盛。
记者：你曾说政府应系统组织追讨海外流失文物，你是否赞成用购买方式追回？
陈履生：2003年1月，针对巴黎卢浮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欧美18家博物馆“反对将艺术品，包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依靠掠夺等非正当手段获取的文物艺术品归还给原属国”的共同声明，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发表了《致巴黎卢浮宫等18家博物馆的公开信》，表示“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相抵触，与正义公理相违背，是对曾遭受侵害国家和民族正义权利的践踏”。
我不赞成用购买的方式追回，因为上个世纪被盗的文物数量太多，买不胜买。目前已有的购买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说是一种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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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谈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