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溟:点评《意派论》(三) 2013-05-09 13:50:34 来源:艺术国际博客 作者:王南溟
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思维,不论是价值观还是方法论,不论是绝对精神的哲学体系还是个体多元的社会系统,永远都是在一个金字塔形框架之内的思维方式,是一个金字塔概念。中世纪或者集权时期,位于顶端的是“权力”,下同是贵族、下层社群和个体,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为获取权力去替代那个金字塔权力的顶端。

2004年,我在《艺术评论》第三期杂志上发表了《进一步退十步:评高名潞的中国现代性》,这使我成为当代艺术批评界最早批评高名潞中国现代性的作者。当时我在文章中就说,但愿高名潞的整一性中国现代性是一种理论错误而不是政治企图,但在2009年出版的《意派论》中,高名潞明确告诉我了,中国现代性,具体到这本书为“意派”,既是一种文化美学态度,也是一种政治态度,高名潞从他的中国现代性为背景,批判西方的现代性,这让我们看到高名潞从中国现代性到意派的发展,在《意派论》中,他也是假设了一个西方的现代性分裂来批判西方政治体制,结果到了《意派论》的第四章《“意派”论畅想和随笔》中,高名潞真的意派地畅想了,他依然是用中国社会是整一的现代性,而西方社会是分裂的现代性的前提来讨论中西方的社会政治结构,高名潞说:

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思维,不论是价值观还是方法论,不论是绝对精神的哲学体系还是个体多元的社会系统,永远都是在一个金字塔形框架之内的思维方式,是一个金字塔概念。中世纪或者集权时期,位于顶端的是“权力”,下同是贵族、下层社群和个体,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为获取权力去替代那个金字塔权力的顶端。西方现代社会以来,强调底层的分化力量。后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化学在设计它的解构主义的时候,要强调一种底层的、多元的无序化,就是由下而上的个人民主,它强调个体,个体的作用就是对任何集权话语和操作的颠覆。在一个民主国家,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总统的权力被个体和公民社会(社群团体)的权力所制约。个体的代言人是法律系统,公民社会的代言人则是国会,这就是三权分立的制度。

高名潞在上面的论述中先把西方现代政治定为三权分立制度,然后,高名潞从西方的知识领域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化作了完全读反掉的议论:

所以,西方现代社会的分离系统就必须有符合它的语法修辞去描述。符号和后结构主义是批判哲学和语言学,它们要颠覆的是整个语言系统,德里达和罗兰-巴特是从文本切入,而福柯则是从权力话语系统切入,即“话语之外一无所有”,而且他所谓的话语,包括法律系统、婚姻系统,甚至监狱、博物馆等等。我们不能任意去改变这些话语,因为它们都是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已经先于我们存在,并且已经在规范和正在规范着我们的实践,我们不得不进入这样一个权力系统。福柯、德里达和罗兰-巴特都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整体。尼采也是在谈系统,他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源,当然维特根斯坦也在语言方面作了很多研究工作。

在这个问题上,高名潞与我们经常看到对福柯的错误理解的毛病是一样的,就是福柯是用他的理论来揭示真理的权力机制,目的是要动摇对真理的绝对相信,从这一点上来说福柯也是一种康德来的批判理论,德里达也是,解构主义要用差异来动摇真理的基础和假象,这些理论都不是对权力顺从,而是对权力的批判。高名潞在这样论述后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化学之后,进入了对中国社会的论述,还是用他的中西比较法:

中国的社会结构,表面上看似乎也是金字塔,实际则不是,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如果我们也勾画一个模式,那么它应该是一个大圆内套着无数个小圆,或者说是无数个小圆构成一个大圆。

在这个结构之中,小圆尽管可以成为大圆,但是它基本的内在结构和权力话语是相同的,无法交换、替代,也就是无法产生真正的革命,因为社群和宗族的基本结构都是一样的。

中国的家族、宗族体制特别重要,所以中国其实不是一个金字塔,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所谓的“金字塔”。无论我们到山西还是云南,我们都会看到一个如都城一样辉煌的本地故宫,中国的各个地方,甚至大家族,比如刘文彩家族,都有自己特别严密的宗族系统。那套系统,尽管天高皇帝远,但都是在模仿那个远处的皇帝,并且扩张自己,直到最后甚至可以吃掉那个已经腐败的“大圆”。

西方强调扩大这种微观的个体,颠覆这样一个极权金字塔的结构。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社会承认我们是在一种相互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族和君权关系中运作权力的,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个体”,从来不承认个体。我们承认存在小的单位,一个宗族单位,或者其他什么样的单位,但是却从来不承认社会当中有一个单体、个体。

其实高名潞的这种比较方法最好不要当作论文来写,这么宏大的比较,在1980年代是流行写法,但现在的研究如果不从某个点上去考证,而就是这样地去大议论,是进入不了真正的核心分析的。高名潞继续说,西方是个人主义,中国没有个人主义,而只有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在现代中国社会代替了传统宗族和其他概念。社群概念是现代概念,但社群概念最早是从宗法制衍生过来的,所以它不是金字塔型的,而且这个宗法皇帝都要承认,皇家本身就有自己的宗法。宗法的存在都是平行结构的,皇帝有皇帝的过法,每家有每家的宗法。所以宗法制、宗族制就成为一个基本社会单位,这就是中国社会为什么是趋同的“圆”结构。中国的宗法仪式上可以到朝廷,下可以到一个家族人,每个家族都要供奉自己的祖先。天子与庶民同样朝奉,朝拜、祭祀。这些仪式,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只是规模大小不同,好比一个四合院,其实本质上就一个故宫。

然后高名潞提出了他的理想的社会模式:

古代趋同性社会模式必须抛弃,但是,是否完全走到三权分立的社会结构也值得思考。我认为,良性的社会结构应当参考理、识、形的“意派”结构。它的核心是独立的贫民社会,由独立思考的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和精英组成。它需要和国家、民间组织以及社会个体都保持距离和独立性,但是这并不等于它和三者处于完全对立的立场,相反是既监督、批评又可能合作的立场。国家(权力实施的机构)、国会(民间组织,包括政党的代言机构)和司法(个体权力的代言机构)都不能完全独立,也不能用三权分立的形式互相牵制,那样会浪费社会人力和财力资源,同时也容易造成社会心理的分离。虽然,三权分立可以带给每一个权力系统独立性,并且随之形成互相监督和牵制,在一定程度上这无疑是一种迄今为目最好的民主社会结构。但是,在一些社会重大问题上,三权分立最终面临的仍然是它们之间的协调。换句话说,三者之间那块既不是你也不是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带才是最为重要的、最应该关注和解决的地带。这个地带是最终决定社会结构的良性运作和存在的根本,而不是三权分立中的哪一个。如果参照理、识、形的结构,这个根本性的地带就是非政府、非国会和非司法(理非理、识非识、形非形)的那个交叉地带。所以,我认为,在未来的政治改革中,应当在国家政府、国会和司法三种机构的交融之外建立一个公民社会的“公民院”这样的机构,去协调三个方面,甚至在事关国家重大事务的时候,做出代表三方的重大决议。这是一个未来理想国的社会权力结构(图53)

高名潞这种社会的理想国,是从他的意派论引申出来的,正如他说的:

如果我们再回到艺术叙事模式的讨论,分立和分离的思考模式还真像一堵“鬼打的墙”,它把我们局限在其中。这堵墙把我们永远限制在所谓的二元“现实”当中。

问题还是出在高名潞在现代性的理解上,高名潞试图从现代性批判中产生中国现代性,他的意派和公民院都是中国现代性的必然结果。在他的这一生中的力作中,也是引起我讨论的那篇“中国另类现代性”中,高名潞区别了西方二元分裂的现代性(美学现代,社会现代),这篇文章也编入了《另类方法、另类现代》一书中,当然作为高名潞在2000年前后的思考,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高名潞没有把它放到一个试错的位置上,而是作为必然命题而不停地在叫,按照高名潞的中国现代性标准,现代性是三元融合和契合,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高名潞把西方的文化与社会的现代性看成是分裂也是他在现代性的理解上出了问题,文化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是分化而不是分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这二种现代性肯定要求彼此独立但它们又是彼此互动的,这种互动是通过互为检验和批判然后不停地调整社会和文化的过程。高名潞的问题就出在他把分化理解成分裂,把彼此互动的现代性结构划为二元对立。在国家权力结构上也是,三权分立不是彼此分裂,它们更像是国家机构的各个运转环节,是独立后的不断地互动。当然它肯定废除了原来的三权不分立的社会结构,那种不分立的结构就是高名潞喜欢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按照高名潞的“意派”的理、识、形三元融合或契合——他就是这样用意派论的框架去建立他所谓的理想社会和权力结构的,那就是国会非国会,司法非司法、行政非行政。它的结果也就是三权不分立。当然高名潞还有他的高论,要成立一个能够直接决定国家事务的公民院。高名潞不明白的是,社会是一个权力结构,权力不受制约,那就会成为强权,这是从启蒙运动以来对社会公正的最基本的讨论,本来三权不分立,也就意味着权力还集中在国家行政上,这样的行政权力就会绝对化,这是政治学的常识,怎么为高名潞所不明白,而且高名潞在《意派论》中的“公民院”是建在三权不分立的政治结构中,象这种政治结构,高名潞还真得意地认为自己有了一个很好的想法,像是拿出了一个理想国方案似的,但这种理想国并不是高名潞的发明,因为在政治史上早就有过,而且在实践中证明它的一种政治黑暗,社会主义极权都是这样来的,一切权力归人民与高名潞所设想的公民院除了叫法上不同外,其具体的属性和发展的结果肯定是一样,最后演变成了多数人的暴政及背后的个人暴政,特别是高名潞所建议的精英治国路线,如果三权不分立,公民院可以直接决定立法、司法、行政,那再好的精英也会变成暴君,我们可以把高名潞的公民院的模式进行还原,能够对上的,只能是好皇帝社会和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极权专制社会。高名潞在这方面的政治学的幼稚就不说了,可怕的是他对已经造成这么多苦难的政治社会一点反思的能力都没有。三权分立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社会结构,当代政治学和民主理论还在不停地批判民主社会中所存在的问题,所以民主社会还在不断地改革和调整,高名潞为了不让社会局限在三权分立中还把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的分化当作二元对立,其实都是对现代性没有理解,对中国的非现代性灾难没有足够的认识,也让我悲观地感受到,这些年来,我对高名潞的批评非但一点用都没用,而且还加剧了他的更大的反弹,一本《意派论》无时无刻不在作出对我的这种更危险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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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谈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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