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岩
在1985年考取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之前，封岩在老家西安做过三年图书管理员。对于那段经历，他记忆最深的是单位里那排灰色档案铁柜，为了获取一张考大学的介绍信，他曾多次走进那间办公室，看人打开紧闭的柜门，从中取出自己的“命运”来做审视和检阅。几年前，已经是从美国回来定居了，封岩又再次见到这包档案，这次是他要把档案从出国前服务的北京某单位转到人才交流中心。在工作人员最后封存入柜前，他特别请求打开看了一眼，其实对里面写了什么他早已经无所谓了，只是想了却一个悬而未决的疑虑。
2013年4月，在三影堂+3画廊展出的名为《纪念碑》的新作系列里，封岩为记忆中的档案柜拍摄了四张作品：以人物肖像的方式，在封闭空间里，拍摄了一个灰色档案铁柜的正、侧、半侧和背面。
类似的作品，《纪念碑》系列一共有14幅，它们悬浮在墙面之上，静默而有力量。封岩拍摄的这些物件——除了档案柜，还包含国家博物馆里的黑色皮椅、会议室里的卡其布面沙发、电扇、衣架、书柜等等。它们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中都不陌生，而且，无论被置放于办公场地还是家庭领域，它们都同样和“公共物件”的概念有关——这种“公共”，既是功能的、审美的，也是情感的。当这些曾处在不同场所中的物品被剥离出来，再逐一放置在单一相同的环境里显影，公共性和个人性之间隐藏的那条线就浮现出来，每一个观看者都在画面中“出现”，在画面中“隐没”。
“黑色皮椅”是《纪念碑》系列里最早拍摄完成的一件作品。这是国内公共博物馆里最常见的一种用具，直到被淘汰出让那天为止，30多年来有无数参观者在它上面坐过。拍摄时，封岩把长形皮椅竖立起来放置，通过这样一个简单动作，“纪念碑”的日常意象被赋予了。“纪念碑”，通常为纪念伟大功绩、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而建立，但通过这组作品，封岩以来自个体的观察和置放为日常之物“造像”，从而形成个人和公共的重叠。
封岩说，拍摄地点就在他自己的工作室里，白墙，灰地，天光辅以极微小的补光。摄影有自己的“图像语法”，对于封岩，他个性化的语法来自于对距离的敏感——在拍摄现场，他对趣味中心的框取精微到毫厘之间，而且他一定是通过挪移拍摄物来达成而非通过镜头的焦距调整。14幅作品在一个星期内拍完，每件物品，他都通过反复观测来调整它和墙体之间的距离感，找到自己最需要的构成。一旦成片，他就不再做任何后期处理，包括不裁片。
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封岩曾被分配到一个国家机关，只上了三个月班就去参加张艺谋的《菊豆》剧组了，做了半年副摄影师，这也是他参与拍摄过的唯一一部完整的电影，之后几年，他大多在帮人拍MTV和广告片。1998年，他受邀去洛杉矶为吴宇森拍摄一部纪录片，片子完成后，他在美国留了下来。他从洛杉矶转到纽约，住进“地下艺术家”聚集最多的东村，房间小到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语言不通，也没有太多朋友可以交往，打工之余，他用阅读和写作来打发时间。他在附近的台北文化中心里把馆藏小说看了一个遍。他楼上还住了一个喜欢卡尔维诺的美国艺术家，封岩从他那里借到一本《寒冬夜行人》，反复读了20多遍，在北京曾经中断的写作的愿望又重新强烈起来。
2001年，封岩与妻子回到北京。刚开始几年，他们住在农展馆后院的一套三居室里，朋友要出国，把这套宿舍租给了他们。他继续写小说：每天固定时间起床，早餐后进书房，把桌子清理干净，拉上窗帘，打开台灯，然后开始在电脑上码字。在自我营造的幽闭空间里，他可以迅速进入写作的角色，保持每天5000字的进度。这种一丝不苟的节奏感也延续到他几年后开始的摄影创作。在他们家附近的团结湖有一趟公共汽车可以开到百子湾，当时百子湾一带还很荒旷，聚集了很多旧货商贩，去那里逛地摊是他和妻子最喜欢的消遣。后来他在《纪念碑》中拍摄的物品，部分是在国家单位淘汰旧物时买来，还有一部分就来源于这种旧货市场。有两三年，封岩还经常一个人骑自行车跑到更远的垡头一带找东西，老式衣架、书柜、五屉柜……都是从那里买到的。
2003年，由诗人于坚推荐，他在文学刊物《大家》上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海滩》和《香奈儿》。在农展馆住的日子里，他其实还写完了两个长篇，将近百万字，没有发表。但对他来说，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发不发表都不再重要。“写长篇需要智力和体力的双重支撑。我想试试，我完成了，心理上变得很强大。我觉得自己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达了。”封岩说。
结束写作之后，他找到的是摄影。做电影需要协调、沟通、妥协和周旋，虽是科班出身，封岩在这个体系里并不自如，他感觉自己更适合一种纯粹个人的表达方式。2004年后，他开始拿起相机，最初用的是1985年考上大学时父亲送他的礼物，一台佳能AE-1，后来才换成富士胶片机。从2005到2007年，他爆发力很强，连续做了三个摄影个展：《秩序》、《山石》和《权力》。《秩序》系列似乎还停留在他写小说时期的心理氛围中，私密、细节，略有点神经质，讲故事的冲动仍然强烈。到《山石》系列，他从私人空间进入公共空间，更沉默，更简单，像其中那幅《动物园狮虎馆池塘》，空旷的灰屋子里有一个灰色的空池子，侧墙边是动物园最常见的围栏，后墙上有煤烟，显示了过去采暖的痕迹。画面中央是一个粗糙的水泥假山石，周围池阶因日久年长磨得发亮。预设的文本被隐藏于画面之外，开始有了后期那种静默的力量。《权力》系列有点像这个名字，依旧是他一贯的“无人在场”，但符号、隐喻以及强化观看的意图在这个系列里较为明显。
直到《纪念碑》，封岩似乎找到了他和拍摄对象之间最合适的距离。“真实的距离和心理的距离。”封岩说，“我觉得任何艺术形式都有它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就是创作中最有意思的东西。”他越来越倾心于选取在一个简单而封闭的环境中实现拍摄，把身边的事物带离原住地，直到失去“世俗的可辨性”。他始终使用标准镜头，富士胶片机，6×9比例，对成片不做后期。他想把摄影做得不像摄影，简单、明确、有力量，如苏珊·桑塔格所说，“愈少修改，愈少明显的技巧，愈稚拙——照片就愈有可能变得权威”。
《纪念碑》系列开始于2011年，但其实在2006年居住于农展馆期间他就有了最初的想法，之后准备工作断续进行了5年。每次拍摄前，他都要先做出大量的文字方案和草图。他说，他要的是秩序、理性、设计，而不是随机和瞬间。他自述：“我越来越喜欢通过摄影来表达心中对设计不变的喜好。从21岁开始，曾经留日学习设计的老师党晟教给我关于设计的基本理念，使我认识到设计中透过理性的安排所产生的力量。在《秩序》系列中，我表达的是存在于日常事物中那种神圣的、井然有序的秩序。2007年的《权力》系列，关注的东西更加细节、符号化，然后产生了‘四面旗’那件极简甚至抽象化了的作品。《迷幻的竹子》是全然的抽象，许多人误以为抽象得只剩美丽的色彩是电脑的效果，其实不是，不过，那不重要。一直以来我的作品，都产生于日常生活经验。日常的某些事物反复在我的思考中出现、确定、停滞、消失、恢复，然后再确定，然后形成作品的基因，最后它们在我的脑海中转化成一种近似于永恒的经典场面。”
2012年，封岩在德国柏林的个展“封岩·纪念碑”是由设计博物馆(WieKultur)邀请展示，和他的这段自述形成了富有意味的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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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