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心畬《楷书四季联》亮相诚轩

现代“作家”的身份，当然是从西方传入的产物。如此“作家”，一如“画家”，与律师、会计师等等，都是一种专业的分工，也是市民阶层的一种职业分类。作家既是专业之分工，所从事的文学，便与其他学问分隔开来，遂界定孰为文学，孰为非文学，于是，举凡历史、哲学、宗教等等，皆剔除在外，从而产生了所谓“纯文学”。这样的“纯文学”，继而又细分小说、戏剧、诗歌，各自分工，美其名是专业化，实则类似工厂每个作业员锁着特定的那几颗螺丝；说白了，人亦如物。

在中国的传统里，一向不贵所谓的“作家”，亦不以“纯文学”为美。事实上，中国文学是遍在于非文学处。中国最好的文章有《史记》、《庄子》和《孟子》：若以西方专业主义来看，前者为历史，后两者是哲学，皆非“纯文学”。但中国人读《史记》，读的是天人之际；看《庄子》，看的是游于大化；至于《孟子》，则喜爱他讲王天下时的神采奕奕，佩服他谈人性本善之气象岩岩。这些书，当然可以是历史，可以是哲学，但在中国人眼里，更多的是风光。因为风光无限，才能读之不倦，也才可以是千古文章。

文章写的是什么？是风光。中国真正的人世，风光可以处处；正因风光处处，故可处处文章。中国人说“政事文章”与“道德文章”。政治与道德，若有人世之风光，便可俱成文章。今年3月我在金门，还看到许多闽南式建筑的大门上，贴着四个字：“礼乐文章”。中国文学之所以遍在于非文学处，其实就是遍在于礼乐人世之四处。正因如此，读《史记》，不必为了历史；看《庄子》、《孟子》，也不须为了哲学。中国人之所以千百年观之不尽，是因那里头有着人世的好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