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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维多利亚港的大黄鸭引来万众瞩目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曾经中国艺术圈也有值得我们骄傲的鸭子。譬如宋徽宗时代，睿思殿的待诏画师笔下的那些“紫蒲生湿岸，青鸭戏新波”。又譬如，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笔下那些“行鱼避杨柳，惊鸭触芙蓉”。
往事不要再提，中国文化与艺术的辉煌已经是“孤帆远影碧空尽”。只剩下苦苦挣扎、期待“枯枝发新芽”的水墨画，以及七拼八凑、生搬硬套的当代艺术。
许多中国人已经忘记了被艺术感动的时刻，以至于荷兰人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创作的那件艺术品“大黄鸭”，游到维多利亚港的时候，我们许多人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大玩具、一场嘉年华，或者一个合影留念的小趴体。几乎没有人把这只鸭子当作一件艺术品，因为在当代中国人心目中，“艺术品”不会如此令人感动，不会如此令人开心。
维多利亚港的大黄鸭，数周以来吸引了无数眼球，占据了官方媒体、娱乐媒体的许多版面，但是明星也好，民众也罢——上苍保佑那位去香港看鸭子而遭强暴的大陆姑娘——人们大多在合影留念之后，一笑而过，再无下文。
没有一份媒体深入探讨这只后现代主义的鸭子背后的艺术韵味；没有一篇报道与读者们谈谈师承杜尚的荷兰艺术家霍夫曼，以日常用品当作艺术品的创作思路。
也没有一份报纸或杂志探讨大黄鸭到底是一件雕塑还是装置艺术？大黄鸭与今天中国的公共雕塑或公共空间里的艺术品有何区别？我们的公共空间中的那些怪异的龙凤、哺乳的女人、交配的猪小姐，是否适合我们今天的审美？我们要不要向“大黄鸭”一类的公共艺术学习？很可惜，我们看不到有一份媒体在探讨这些艺术问题。——观众与媒体的艺术与美学知识的浅薄，是“大黄鸭嘉年华”折射出的第一个问题。
介绍艺术家霍夫曼的欧美网站说：“大黄鸭是一件没有政治倾向的艺术品，让人获得单纯的快乐。”——艺术品没有政治倾向，但是艺术家与欣赏者都有政治倾向。
亨廷顿讲：一个国家的艺术文化与意识形态等“软实力”，需要建立在以经济与军事实力为基础的“硬实力”之上。硬实力会增加国家人民的自信心，让国家的艺术与文化更加具有对别国的吸引力。软实力与硬实力是毛与皮的关系。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在下降，会导致民众的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就像清末民初，中国因为政治经济的硬实力一败涂地，转而寻求政治制度与艺术文化的转向，进而放弃传统水墨，学习写实油画。
一个硬实力不足的国家，不但艺术，就连流行文化也要追随着强国。我们不要忘记，大黄鸭游过的维多利亚港，八、九十年代曾经感动一代人的流行曲，大多源自中岛美雪、玉置浩二或者坂本龙一。
如果今天的中国拥有欧美列强的硬实力，拥有大多数国家认同的价值观，那么就该轮到全世界来学水墨画，全世界来听《小刀会组曲》。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大黄鸭的走红，不是因为荷兰人的这件作品有多好，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艺术太差。如果说，中国的艺术不必以西方当代艺术的脉络为标准，可以另外书写出自己的艺术史，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在大黄鸭走红之后，全国各地一夜之间涌现出许多的“山寨鸭子”——就像艺术圈里到处都是翻版的光头、笑脸、领袖与面具，再一次提醒我们，这是一个艺术教育缺失、山寨遍地、急功近利的地方。在这种前提下，要想书写“自己的艺术史”，结果只能是在“痴人说梦”或者“夜郎自大”中随便选一个。在一个不尊重著作权的国家里，人民只能享受二手货与山寨货。——国家的硬实力与人民的素质决定着艺术史，这是“大黄鸭嘉年华”提示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也许等到有一天，地产商不再抄袭模仿“大黄鸭”来吸引廉价的关注，而是摆出真金白银来做艺术教育基金，培养出几个“大黄鸭”他爹。也许等到有一天，观众们在与大黄鸭合影之后，能够在各种自媒体上争论本土的公共艺术与西洋风格的美学差异。——那时，中国艺术才算走上快车道，现在还早，车票还没买到呢。
这些期待也许“有一点天真有一点呆”，但中国的当代艺术正处于年轻时代，年轻时代就该像那只憨憨的大黄鸭一样——“有一点天真有一点呆。” 可惜中国当代艺术圈并没有大黄鸭的天真与呆萌，也没有宋代画院鸭的富贵与矜持，也没有朱耷野鸭的冷眼与散淡，倒有点像全聚德的烤鸭：熟透而油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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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凌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