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康
音乐家谭盾生动地将上海喜玛拉雅中心建筑描述为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的一场“十年大梦”。
这场梦始于2001年，不满足于当代建筑一味追求高度，不满足于上海建筑对西式风格趋之若鹜，戴志康希望以“一座有着中国文化元素的划时代建筑来超越当下城市建筑的平庸现状”。而其中，从最初的“证大当代艺术馆”到如今“喜玛拉雅美术馆”这一名称的变化，更直接反映了新一代中国实业家、收藏家的文化自信与对于当代艺术的直觉。
“后来，把证大和当代都去掉，直接叫喜玛拉雅美术馆。我已经开始不相信当代之说了，没有什么艺术必须要当代。”在喜玛拉雅中心艺术节开幕前夕，戴志康在自己的办公室、大楼顶层的一个小院里接受东方早报专访时说。在他身后，葫芦幼小的枝蔓正在攀爬生长。
从文化本土观念出发
而成的综合体
记者：我们先从浦东的喜玛拉雅中心建筑讲起吧，这个建筑很有特色。当时选择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设计成这样的建筑，你的想法是什么？
戴志康：到底什么是好的建筑——在我刚做建筑的时候还不是很清楚。但我感觉，从文化本土的观念出发，我认为好的必须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以外来的东西，再好也觉得不服气。外滩的房子确实好，但那是殖民者的，我心里不服气，不认为它是一流的。相当长时间里，市场上推广地产的都把洋楼、洋房、洋名当作是高级的、一流的，我心里很不服气，所以我说要做中国古典东西的再现，或者是革新，符合我们当代的需要。
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一种理想，这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但是找不到这样的建筑师来进行创作，不熟。
开始做九间堂的时候，我看了潘石屹的那个项目长城公社，总觉得是前卫的、玩的，不是一个实用的、居家的感觉。我从中挑了一个香港的建筑师严迅奇，把我的想法跟他说了，让他进行创作。九间堂很现代，但还有点江南的感觉。
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开始想做喜玛拉雅中心了。
记者：那时没有想到后来的建筑中建成了这样一个美术馆？
戴志康：那个时候设想中还是一个酒店，当时的题目就叫“museum hotel”。然后讨论应该让谁来创作这个建筑。2002年的时候找的也是中国建筑师，叫郑可，美国留学回来，清华毕业的。但是就是感觉味道不到，再去找。
袁烽（建筑师）给我介绍说，如果要找现代的又东方的，日本最牛的是矶崎新，后来我们找来他的建筑设计图看。
这个消息出去以后，其他世界级的建筑师也想来做这个活。其实在矶崎新来之前，来了一个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还来了一个德国建筑师，也挺有名的。他们和我谈的时候，谈不拢——他们对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感觉。
实际上，在矶崎新之前，还找过贝聿铭，但他的事务所里的人不会讲汉语，感觉对中国文化也没什么感觉。在贝聿铭之前我还找过梁思成的弟子，就是做过西安博物馆的那个女设计师（师从梁思成的张锦秋），也没有感觉。
后来，只有矶崎新一个人专程来了，说：“小伙子你的想法挺特别的，我试试吧，我一般不给开发商做事，我都是给政府做文化设施的。”他只给大公司做过迪士尼公园的美术馆。但是因为他的助理胡倩是上海人，告诉他这个地方将来不错。老头子和我谈的时候，可能也凭借了自己的眼光和感觉，他说“我给你试试”。
过了一个月就把方案拿来了，那时才让我感觉到大师就是大师。他拿出来的东西超出我的想象。最初的方案还不是这样的，但也很奇特。
记者：经过多次修改，最初的核心东西还是保留的吧？
戴志康：对。基本上。
矶崎新让我感觉他有这个能力，能做出有东方文化内涵的现代建筑。
开始我只想中国的，从梁思成想到贝聿铭，再找到矶崎新，亲自跟大师面对面。我有文化的情结，它迫使我去找、找、找。找到矶崎新，我跟他说，我要中国的文明，他说：“你相信我，我是中国文化的崇拜者，我爷爷是写汉字的诗人，我父亲是中国出生的，所以我自然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找我是找对了。”
记者：是不是矶崎新把这个作品给你，你就看中了呢？有没有再犹豫选择别人呢？
戴志康：没有。我感觉选他百分之百没问题。但是在修改的过程中，改多了老先生有点烦了。有一次很生气，差不多都不想干了——他没想到这个事情这么麻烦。因为他给其他人做作品，人家很尊重他，并且人家提不出要求。对我的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意见，他还得硬着头皮改——因为我有道理。
记者：改的原因是什么？主要矛盾在哪里？
戴志康：主要原因是功能，因为功能一变所有的都要变；还有有关建筑方面的规范，我们有时候想做突破的东西，结果拿到政府那里不行，所以白干。几次下来，老先生就不耐烦了。2003年到2004年做了一年的工作，然后停了一年（2005年），到2006年重新开始做。后来又改，加了一个剧场。重新做了一个方案。2006年开始按照一个新的方案重新做。
2006年，我就带着他去西藏的喜马拉雅。因为我们给建筑起了一个名字叫喜玛拉雅。他后来带我去奈良、京都，看一些中国文化的传承遗迹，给我讲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奈良的东大寺，就是鉴真留下的一些东西，包括最初造的牌坊，都是中国式的，和日本式的不一样，日本式的后来就变成小巧的。
一方面让我学习这个，一方面让我学习欧洲，去看欧洲和他平级的大师。2003年我跟他说我要做现代的、世界一流的，实际上我不知道世界一流是什么样的，然后再做预算，世界一流的预算是我原来预想的好几倍，远远超出了我的财力。2003年的设计图拿给我，做了预算要投25亿元，但我原来以为投十几个亿就可以了。美术馆我们以为投四五千万元就行，但最后文化中心部分就5个亿，是预算的十倍。但这个成本贵吗？世界一流的就是这个成本。我们的设计费就要一个亿。
房子还没有建出来，这个模型就摆在他的作品回顾展的最中心——他最看重这个作品。
对他来说，要剧场，要美术馆，他只管设计，具体怎么运营都是政府的事。但在我这里，我跟他说，我没有钱，艺术文化都是要靠我做生意赚出来支撑的。所以建一个东西要是活的，不是死的，不能靠财政预算“吃皇粮”，我要在一个生活中心里活出一个文化设施。我做的不只是一个建筑，而是一种综合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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