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边界》
6月2日，一场关于“两岸四地的艺术实践与社会转型”研讨会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举行。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以台湾艺术家陈界仁的创作为例，分析当代艺术中的个体经验与社会介入之关系。他认为，陈界仁艺术实践呈现出动态的、国家的、民族的特征，“在当代艺术和社会抗争的这个维度思考里面有很多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引入，是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起比较有用的框架。”
针对李公明的发言，台湾高雄市立美术馆馆长谢佩霓认为：“台湾人放不下的是情感的问题，我们从情感寄托的方式来解读他。台湾艺术家跟大陆的不一样在于，我们不再用压力锅的方式回忆一切。”
陈界仁是台湾地区重要的当代艺术家，其创作关注边缘区域充满“断裂”与“不连续”的历史与社会处境。代表作有《魂魄暴乱1900-1999》、《凌迟考 一张历史照片的回音》等，近年作品有《帝国边界》、《幸福大厦》等。
李公明：个人经验让艺术介入社会的方式超越党派
当代艺术创作中的个体经验与社会介入命题仍有其真实意义，陈界仁的作品给了我们的一些启示。
在研究艺术家的成长过程中，不能说这个人是有个体经验的，那个人是没有的，我们更加关注的是每一个艺术家的个体经验中的独特性，还有在社会抗争运动里他的个人性。艺术家通过个体经验来深化创作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能忘记个体经验背后的话语方式，这样才能使艺术家的个体经验升华到艺术创作的过程。
在我们的成长经验里面，在全能政治主宰的时代，我们的个体经验都被纳入集体经验的框架中。现在普遍地都认同个体的生命经验，重新深度地回顾艺术家的生命经验很重要，是认识他的过程。
我们知道，陈界仁曾好几年没有工作，无所事事，整天喝酒，靠他的弟弟养活。某一天，他突然想明白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于是开始他的工作。他的成长经历也是蛮有意思，他的父亲在大陆做情报工作，到了金门跟美国CIA合作训练特务。他的家里面有一些照片，看到美国大兵怎么训练他们，他在眷村里面看到士兵、军事法庭，他整个童年视觉经验的记忆里都与这一题材密切相关。
因此，可以发现在他的艺术创作实践突然冒出来，做影像、做暴力的题材，是他内在强烈的冲动。他的个体经验的背后是暴力和抗争，历史与遗忘。父辈在自身经历中的恐惧和失语，到了他的身上积累成沉重的触动，对社会政治的转型正义的切肤之感，成为揭开历史禁忌、解构主流历史话语的欲望。
《军法局》是陈界仁童年的记忆，描述一个政治受迫害的边缘的群体。他们的对话和诉求构成了一个历史场景。陈界仁把历史的叙述看作是公民的权利，所以他的作品不能被理解成对历史的重述，应该是看成对问题的记录。
社会的抗争容易转变成党派政治的工具，但只有在非常深刻的个人经验之上，艺术介入政治的方式才超越党派政治。
同时，陈界仁的工作还关注资本全球化的问题。《帝国边界》描述台湾的国际签证，以及大陆籍配偶进入台湾。即便现在台湾去美国不需要签证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艺术对于生活的介入有着它的力量、有它的效果。
2008年，陈界仁申请美国的签证被怀疑有偷渡的嫌疑。他觉得法律必须尊重人的尊严，同时他看到不仅美国是这样的，比它落后的地区也是如此，都有着帝国的心态。所以他提出有形的帝国和隐形的边界概念。
我们生命经验中的帝国意识，其实是对个人尊严的违背，所以他提出强烈的抗议。我个人觉得可以把《帝国边界》看成是社会抗争袖珍的百科全书。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他都提出自己的看法。
《幸福大厦》
谢佩霓：最重要的是带回家的情感
我希望分享几个脉络，以陈界仁为案例，探讨台湾的艺术。
陈界仁很特殊，他的国际经验是通过参展，他从来没有居住、留学。某种程度来讲，是一位很纯粹的艺术家。对我们来讲，陈界仁被认定为台湾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得到普遍认同。他跟民众的互动非常的深，至今跟学生都保持着常态性的接触。
百年来，从针对日本的统治直到今天，台湾都有小剧场的传统。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了知识分子主导的社会运动。当时，有很多人通过社会剧场的方式表述自己的立场，陈界仁就参与了很多的小剧场的活动。
陈界仁通过行为艺术，挑战的不是体制，而是政治造成的暴力。他用身体的方式，用剧场的方式，有行为的方式。必须发生在公开的场所，在没有屋顶的场域下进行。
台湾艺术家或者跟大陆很多的艺术家很不一样的情况。我们不再用激烈的方式，用“压力锅”的方式来回忆一切。感情深的时候，不可能采取对立的方式。
在他最近两三年的创作，除了《幸福大厦》，还有一件针对父亲的遗物做的作品，非常动人。台湾人放不下的是情感上的问题。我们不是从情绪出发，而是从情感寄托的方式来解读陈界仁，理解他是如何思考他父亲为什么会留下过去的名单，留下一套军服的。
台湾艺术家处理作品的完成度、细致度，情感度，具备特殊的共享性。陈界仁的场景的确就是再重建，一开始告诉我们就会消失。现场的真实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带回家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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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瀹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