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
安迪·沃霍尔的野心绝不止静态的丝网印刷和名人肖像那么简单。上世纪60年代，他宣布将不再画画以专心电影制作，此后他又在音乐领域盖上了波普艺术的印章。或许在他纽约东区47大道的“工厂”里，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个极度自恋、爱慕虚荣、女人腔、好心肠而又才华横溢的男人。上周日，艺术评论人孙孟晋在当代艺术博物馆《安迪·沃霍尔：十五分钟的永恒》展览（此次展览将持续至7月28日）上讲述《安迪·沃霍尔的乐与影》。
反电影的电影
1965年3月6日，安迪·沃霍尔的实验电影《帝国大厦》在纽约市政电影大厅举行首映。影片开演半小时后，到场的200多名观众几乎全部走光，而电影才放映了十六分之一。不难理解为什么观众如此愤怒地叫嚷着退票，这部长达八个小时的电影由始至终只拍了一样东西——纽约帝国大厦。
这位画一个玛丽莲·梦露头像然后复制九个码成一幅画的先锋艺术家大概是史上最省力气的导演，他租了一架Auricon十六毫米摄影机，爬上了时代生活大厦的41楼，调好镜头对准帝国大厦后，喊了一声“开机”。当时是晚上8点，6个小时后，一部实验电影诞生了（《帝国大厦》以每秒24格底片的速度拍摄，但放映时每秒只有16格，因此放映时间长达8小时）。这期间，他和一群朋友打开了啤酒和苏打饼干消磨夜晚。有人问：“拍摄过程会持续多久？”安迪回答：“勃起8小时。”
这部“臭名昭著”的电影自诞生之日起，便是看的人少，谈的人多。实验电影的爱好者把它奉为经典，津津乐道于影片沉寂地放映几个小时后，帝国大厦的灯全部亮起的一瞬间。沃霍尔对此的形容是：“好比你长时间做爱，终于达到高潮，那种愉悦感真是无与伦比。”不管这部电影是如何地冗长粗鄙，这种银幕上的刹那奇观被后来的电影人源源不断地引用。
事实上，并非只有《帝国大厦》这一部电影拍得这么快，在安迪·沃霍尔早期电影中，摄影机大多是固定不动的，影片也未经任何剪接处理，因此某种意义上他并不被承认是一个“导演”。孙孟晋说：“他对媒体说自己每天都拍一部电影，据工厂的人说他在1964年左右平均15天拍一部片子。他最欣赏戈达尔的地方就是戈达尔拍摄速度也很快。”
在影片《睡》中，一个男人面对一部固定不动的摄影机睡了六个小时。《吃》则表现了一个男人慢慢吃下一只蘑菇的情景。在《吻》中，一对演员接吻的特写镜头不停地展现在银幕上。他用一种偏执的态度原始记录了人的日常生活，还原了摄影机记录的本质，“吃就是吃，睡就是睡”。孙孟晋认为，安迪·沃霍尔真正迷恋的是某个空间下时间流动的过程，“他关注时间带来的一切细节变化。”
1966年的电影《切尔西女郎》是安迪·沃霍尔少数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电影，它参加了当年的戛纳电影节并引起轰动。影片的原名是《切尔西旅馆》，这个旅馆在当时的地下纽约是标志性的地方，曾住过艾伦·金斯堡、凯鲁亚克、波伏娃、鲍勃·迪伦、库布里克等各路文艺青年。而安迪·沃霍尔也是常客，并且他从未付过账，总是拿自己当时还不值钱的画赊账。
影片在切尔西旅馆完成，沃霍尔拍下了各个房间的门牌号和门背后粗鄙的生活，人们在房间里无聊地交谈、嗑药、发生私密的行为，弥漫着战后的年轻人无所事事没有希望的挣扎与堕落。影片由十二部30分钟的短片组成，并且采用了分割画面，两组影像同时放映，而音轨只有一个，由两组对白交错剪辑而成，这种形式间接引发了后来分割画面的潮流。
孙孟晋认为，对沃霍尔来说，电影就像是平面创作的延伸，胶片就是画布与纸以外的另一种载体。“他和戈达尔都拍实验电影，两者的区别是，后者靠近电影，而他更靠近艺术。他取消叙事、取消一切电影手法，他是反电影的，接近日常生活。”沃霍尔以波普的方式创造电影，用固定镜头对被摄物长时间连续拍摄，与创作梦露头像时的理念如出一辙。后来沃霍尔又将《睡》、《吻》、《帝国大厦》中的影像抽出来制成网版版画，用不同的媒材二次回收自己的作品。
“工厂”岁月
1965年，37岁的安迪·沃霍尔在 “工厂”的阳台上放飞了一只银色的气球，纪念自己完全放弃绘画，投入到电影、音乐等新事业中。
1964年5月，在纽约东区47大道的老式工作车间里，“工厂”（Factory）成立了，它本身就像一件波普艺术品，几个大车间无间断相连，到处都被装裹成银色，沃霍尔在这里指挥助手们跪在地上复制艺术品、拍摄影作品和奇怪的短片。而拍电影的角落一收拾就成了摇滚乐的舞台，浓妆艳抹的美丽女孩们与杜鲁门·卡波特这样的名流聚集在这里，而沃霍尔是那个永远的主角。
这样的“工厂”对安迪·沃霍尔来说意味着什么？孙孟晋说，“沃霍尔很早失去了父亲，小时候经常被人嘲笑和欺负，因此他来到纽约后对上流社会有一种虚荣和向往，这构成了他进行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1950年代，沃霍尔刚到纽约便结识了一些名流，但当时并没有人搭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于是他便给自己喜欢的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每天写信，信纸上粘上彩色羽毛或闪粉。“实际上他对小说并不是很关心，只是对小说家在纽约获得的成功十分羡慕。”卡波特一直没有理会沃霍尔，谁知沃霍尔后来竟去了卡波特母亲的家里与她聊自己的人生与艺术，直到一次被卡波特碰到了，才正视这个不起眼的艺术家。
“工厂”里时有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一个叫弗雷迪的舞蹈演员因为苦闷而服用了安非他命，在极乐状态中跳着舞从五楼的窗口跳了出去。而沃霍尔听闻后只说了一句：“我们真应该拍下来，真正让他的舞蹈有个灿烂的结局。”因此攻击沃霍尔的人说他利用了那些想成名的人，残酷地任由他们自杀和嗑药。
事实上尽管沃霍尔爱慕虚荣，哗众取宠，又一针见血得冷酷，但他心地善良，也因为深谙人性而博得众人喜爱。“他作为‘工厂’主人并不会很强势，而是处在弱势的地位，给人安全感，大家都很喜欢听他讲。但他从不讲自己的秘密，在媒体面前充满神秘感，大家甚至连他的年龄也搞不清楚，他懂得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宣传自己和包装自己，但人不坏。”
1967年，一个失意的“工厂”女孩维米莉·苏莲娜把枪对准了无辜的沃霍尔并开了两枪，险些丧命的沃霍尔却并不责怪她，而是抱着同情的心态。“维米莉长得不好看，创作才华也一般，她原本是想向一个迟迟没有出版她小说的法国出版商开枪，却没有找到，才想起来沃霍尔答应用她的剧本拍电影也迟迟没有行动，便去找了沃霍尔。”
香蕉专辑
安迪·沃霍尔“进军”音乐圈从一根著名的香蕉开始。如果没有安迪·沃霍尔，地下丝绒乐队或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难有出头之日。1960年代中期，他们还是纽约格林尼治村一家俱乐部的驻场乐队，在流行加州阳光沙滩和甜美爱情民谣的主流音乐圈外唱着有关海洛因的噪音实验歌曲。安迪·沃霍尔一眼看中他们，并将嗓音中性、带有几分神秘感的Nico介绍给乐队，带他们进入了纽约的地下文艺圈。
乐队的排练地点就是安迪·沃霍尔位于纽约一栋大厦顶楼的“工厂”。当时，在沃霍尔身边有很多来来去去的艺术家、冒险者、梦想家与心怀成名梦想的女演员，这对乐队主唱娄·里德这样的写作者来说，就像到了天堂一样。他记下了人们所说的及所发生的事，然后那些记录就直接写进了歌曲中。娄·里德在一段时间里疯狂地追求Nico，但很快兴趣又转到了别处。他们一起成为“工厂”里的焦点，安迪·沃霍尔还邀请他们为《切尔西女孩》配乐。事实上，很难说是安迪·沃霍尔包装了地下丝绒乐队，还是乐队成就了他在音乐圈中的名气。当乐队成员和各路名流聚集在安迪·沃霍尔周围，成为“工厂”一部分的时候，或许是安迪·沃霍尔最享受的时候。
1967年，《地下丝绒与Nico》的专辑正式问世，比专辑名字更出名的是专辑的封面，一根丝网印刷的黄色大香蕉。安迪·沃霍尔执意在封面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非乐队名字，并且写了一行“慢慢剥开看看”的小字。不仅如此，在第一版黑胶唱片上确实有两层，如果撕开一层，里面继而露出的是一根剥了皮的白色香蕉肉。与此如出一辙的还有他为滚石乐队1971年的专辑《粘手指》画的封面，封面上是一个男人穿着牛仔裤的下半身，而打开专辑则只剩下了男人的白色裤衩。
尽管这张专辑后来被评为流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专辑之一，在当时却因为撞上了披头士的《佩珀中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而惨败，乐队矛盾也愈演愈烈，Nico被扫地出门，娄·里德与安迪·沃霍尔分道扬镳。然而在安迪·沃霍尔去世后两年，1989年，娄·里德仍然与乐队成员录制了《徳雷拉之歌》来纪念他们的老朋友、偶像和伯乐。“那是令人难忘的时代，回想起安迪来，那个时代才是最有意义的，很感谢他。”
晚年的沃霍尔信仰了天主教，但他却拒绝告解和忏悔。临死的时候记者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说“Goodbye”。他要求死后在墓碑上写上“虚无”二字，他的家人没有遵照他的遗愿。“他把这个世界看得很透，他那句著名的话‘每个人都有可能成名15分钟’是鼓励身边堕落者的胡话，也是他对短暂生命的认识。”正是这一切，造就了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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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凌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