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卫红 作品
我不大情愿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和谈论卫红。尽管她本就是位女性艺术家，且苦抛心力于女性形象的传写、内心世界的开掘。我当然承认并赞同：作为特立独致的艺术女性，卫红对存在境遇的体验与思索，定比她的男性同行们更为敏锐和深切。加以共生共感的性别心态、同心同理的命运自觉，包括充实的胸情学养，富饶的思想底蕴，其作品自能尽微至广、由内及外——通过自身境遇的呈现，映照女性全体的状况。如此说来，则女性问题不遐愈迩，无论如何难于回避。只该讲明的是，根据我对卫红的观察，这在她仅仅是个问题，而不能算作“主义”。
女性问题是“无独有偶”的，女性自身不会成为“问题”，也不必产生“主义”。“问题”和“主义”生发于女性和男性的相互关系，只在这种关系语境中，波娃（Simone de Beauvoir）那句“女性乃是生成”的名言才不是一句废话，女性因此有了“主义”的需求才能够获得理解。最大的困境其实是：任何“关系”都有缺陷，男女关系尤其麻烦，它造成或牵涉了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心理问题（概由男性错误主导所致，否则男性也可以抱怨“生成”、标举“主义”）。不必深求细讨，例子俯拾即是，譬如自由与责任的矛盾、誓言和背叛的困扰、尊重与奴役的冲突、纯洁和玷辱的紧张，以及凝视与窥探的差别、爱欲和情色的分判，乃至对自然欲望的肯定或否定、对文化压抑的反抗或顺从，等等。这些问题异常困难，解决盖同蚁力衔山。大抵理想越高远，现实愈反对；行为越激进，情势愈纷巡。卫红似于此自智甚明，仿佛不信赖阴阳易位的革命鼓吹——它会煽动臆思妄想；也不看重翻身道情的权力规定——或将导致自我否定，乃以务实尚用的态度，正视男女之间的困局，并以顺情循理的方式，承认已然“生成”的特性，仍肯定常态的女性，无掩饰解构的企望。因此，不论内心如何冲突，意志如何紧张，庄雅简严、温和柔厚依然是她为人游艺的显要风致。以自信不反常来主导男女双方的安定感、以包容不旁贷来迎迓相互关系的可能性，恰同老子哲学的“守其已有”①和“为而不恃”②。将“已有”视为合理、把“不恃”看作前提，“不恃”的从容感化解“主义”的偏宕感，“合理”的有效性强于“主义”的虚幻性，适足以昭明卫红通达的心思才智。
然而这并不表示她的内生活四平八稳、没有动荡。大凡开明的思想主张，多放矢于隐秘的精神忧患，前者是价值世界的人生态度，后者为认知判断的人性真实。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卫红对女性的存在境遇既洞察透辟，其个人的心理遭逢必丰富深微。这表现在她作品题材的选择上、意境氛围的融铸上、③人物姿容的描绘上——那些风华艳耀的女性大都冷眼深情独居深念，再不就暗愁幽意顾影自怜，或以孤傲以厌倦，或以率然以惶然，或以灵肉依违、心物矛盾，或以情牵志迫、生欲死惧……故多心绪的不定、态度的不安。这非必不是卫红易感难怀的个人写照、外驰内守的不同侧影，可贵者乃在其节制矫儆的修养心、反省剖析的思想力，千头万绪，无可奈何，深衷遥意，要自检摄。比如她反复画裸体，即自我作审视，那种既熟悉又陌生、既坦然又避忌、即躁动又深宁、既诱惑又嘲弄的复杂张力，就不是“自然力”或“性面具”④的肉身展示，而属于心理化和精神性的内在回视。我因此想到维也纳分离派的哀贡·希乐（Egon Schiele），这位短命的艺术天才常常自画裸体，而处处张显意志。其扭曲挣扎的神经质、绝望感，就专在警人心魄，而不求悦人眼目，只有浮薄的观者才会诘问其“好看”“难看”。卫红即于此和他机杼相当：二人都问途于生理和心理的相关域，涉及了肉体和精神的统一场，其实是触磕到西方思想线索中、现代历史进程后的命脉问题。我不确定卫红是否同情舍勒（Max Scheler）的思想，在他的《哲学人类学》里，具体的生命冲动被赋予了普遍的精神义涵，因此叹息本能和心灵的分辕反驾⑤，不知这能否用来比附卫红的心境？我知道她更熟悉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论，与舍勒相比，福柯较少神学刚性而更多人间弹性，除开“性和政治”那种复杂的“福柯式分析”，他的基本主张或能贴合卫红的问题，即我们究竟如何认识、解释和引导人性？包括欲望、情色和力比多？它直接开启了男女关系，并深刻印证了存在真相，应予肯定和承认、使之合理不放任。人类的生活是欲望的主体的实践，同时伴随着自律的心灵的探寻。⑥
上面的评量和饶舌，初意不在称扬卫红的观念很西化、艺术很“现代”，只表明她的目光不短浅，思想不拘挛。而我更想强调，最重要的仍然是她的气质修养本身，所依凭的文化传统本身，这显得狭隘老套，我以为不得不然。有必要指出，尽管全人类的情、事、理大体同一，但各族裔的思、行、识仍多殊致，无论怎样“全球化”，世间仍有“东西方”。要瓦解深沟高垒，必正视文化阈限。比如荣格（Carl G. Jung）就在《易经》里看出中国人的“生命直觉和生命意义”不同于“欧洲人的意志的紧张”⑦，我则从卫红与希乐作品的比照中加强了这种印象。希乐的画，是纷繁不杀的震荡刺激，分裂迷狂的交萦互引，在“艺术”（art）为奇辟，在身心非吉兆，故其短命如此；卫红之作，则察微感妙而不动声色，植体清素而运思含婉，由闳约得典重、以深粹为归宿，故其精蕴可味。二人虽有心理化的一致，终见修养力的不同。这里我毫无贬损希乐的用意，他展现了杰出才能，并揭示真实人性，或称“被压抑的原始性”；忧患馀生，反思诚伪，时或为其感动。我旨在申明“修养”二字尤其重要，它开显了“斯文”境界，化育了“柔厚”人格，所谓中国画的“笔墨传统”即由以累积形成，所谓文化人的“道艺”生活也因此独具魅力。它导引着画家在生存体验和气质修养之间获得中道，是以人格画品，均求上乘。而卫红与希乐的不同，个人气质的差异之外，其实就有这种文脉传统的作用，或可称“种教价值”⑧的决定。这可能是争议性话题，权当作主观性意见。比如“国画”与“西画”互为对待，其形制和义法均有藩篱，不惟“笔墨”自异于刷子油彩，“art”也无当于“道艺人生”。这能否说明彼此的性近习远，终至于理通志隔？或可否循此推定：希乐其人，必然是西画经验的产物，而卫红之作，则只能是国画文脉的结果。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天，这条“文脉”的生态在萧条荒落，“道艺”的传统如断港绝流。盖晚近以来，我们对西方的现代观念勇于问途效法，对自身的文化价值却甚少“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这当然不是历史方向的错误，而是某种极端思维的结果。如果说将“笔墨”变成“水墨”还只是对西方的迎合修辞，那么把“笔墨”斥为无用则无异于对传统的彻底迷失。更有一说，则将“修养”替于“本能”，藉以昌言“生命冲动”、煽扬“生命意识”。这些论调，极可忧虑。本来它并非没有针对性，比如“水墨”作为材料被强调说明，就和油画产生形式对照，与西方有了关系靠拢；比如“笔墨”作为习套被把玩演练，已毫无感觉真趣，于创作自无作用；比如“生命冲动”被作为“意识”唤醒，本是现代生存论的深刻命题，它解构了理性独大和逻辑独裁，拆穿了思想钳制和威权利诱……这些思考，都不无意义，问题乃在于心态的极端和方式的蛮横。“笔墨”于国画具根本性，它有其内在动力，不能因为外行的拙劣使用就“砍头治斜眼”——宣布“等于零”。同样，修养于生命为不可替，它就是“人文化成”，没有谁只在本能和冲动中获得人性。不讲修养，必然会粗鄙野蛮，仅得本能，或将要退至鸟兽——“极端”已付和将付的代价如此。
“极端”本就与“修养”对立，极端的人定无修养可言。“极端”也和“笔墨”对立，高水平的笔墨都若藏若守、不激不厉、不为恢张和横肆，即不作“极端”表现。卫红所作，就是佳例，她的用笔，婉劲不弛而矜严不懈，弱中求力而神骨不靡；她的墨色，则整合蕴藉而幽秀深华，不眩俗目而耐人寻味。如此效绩，则仅凭才气难到，只靠工力未安，而非修养气质不办。
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前不久，在潘公凯教授“弥散与生成”的国际研讨会上，卫红呼吁“深研笔墨传统”、“重提修养问题”，她讲到经典画论中的“气”，“气韵”、“气质”、“气息”，即被某位口角玲珑的留洋专家打断，他表示不解“气”或不服“气”，意谓词太古、义太玄、老一套、没新意；无法进行专门的理论分析，不能进入现代的学术阐释，云云。都是些以西律中、以今绳古的时髦话，当以心思甚浅、智珠不照驳之，而卫红似了不在意，默然不应并微笑以对。
事后我想到，这位留洋专家能如此的舌辩词给，至少说明他并不无知。却又轻易的昧源流、非历史（或用艾略特之说，是昧于“历史的过去性”和“过去的现存性”），盖因没学会对自身不满，故觉无必要对传统谦卑，实在是不耐烦、无所谓，于是就雄赳赳的盲妄自失、空荡荡的坚决自信——宁可让两种相反的肤浅集于一身，也不愿将古意和今情调整并存。这显然也是“极端”的另一个样品。
癸巳小寒食（二一三年四月），于北京。
注释：
① 《文子·符言》：“老子曰，道者，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以未有。”
② 《老子·道经·十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③ 比如着力描绘床和沙发、屏风和浴帘这些“薄物细故”来揭示存在感。
④ 卡米拉·帕格里亚（Camille Paglia）有《性面具》一书，并述及“自然力”。
⑤ 参看刘小枫编《舍勒选集》（下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281～1406页。
⑥ 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ume 2,The Use of Pleasure,Trans.Robert Hurley,Harmondsworth:Penguin,1986,p.86.
⑦ [瑞士]荣格《纪念理查·威廉》，见《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256页。
⑧ 不是“宗教价值”，“种教”见于《老残游记》自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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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