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想当演员，你绝对做不到的，实际上也没有人做得到。演员有剧本，而且同一幕可以重复演好几次，你却只有一次的机会。演员如果台词念错了，还可以重新来过，但卧底探员要是犯了一个错误，很可能会因此送命，甚至也可能害得别人和你一起送命。”因此即使是惠特曼的卧底名字，他除了改变姓氏之外，名字部分还是使用真名。

说到这里，惠特曼有些兴奋，“很多人被抓以后都会说，我就知道你是FBI，我有感觉。”他一边说一边骄傲地笑了起来。

艺术犯罪者为了钱愿意冒险，但惠特曼并不愿意。他始终认为“卧底工作不会比你的真实生活来得更重要，平安回家是最后却是最重要的一步”。为了保护家人，尽量不在自己的家乡执行任务的惠特曼对此强调：“绝对不要让卧底生活取代你的真实生活。”

绝大多数的警员并不懂得辨别不同艺术家的作品，更不知道如何详细阐释其中的差别和绘画模式，但惠特曼熟知这些知识。当记者进一步询问他是否能够分辨艺术品的真伪时，惠特曼俏皮地眨了一下左眼，随意地摆摆手说：“没关系，那些窃贼也不懂这些。”

到了2005年，关注艺术犯罪的探员不再只有惠特曼一个人了。FBI从全国各地调派了8名探员组成艺术犯罪组，这群探员虽然不专门办理艺术犯罪案，但必须负责自己辖区内的艺术犯罪案件，而且随时能够迅速集结部署。虽然这比不上意大利国家宪兵队300号人的艺术与古董小组，但这毕竟是个开始。经过一番大肆宣传以及一连串的公开活动之后，FBI推出了艺术犯罪组网站，特别设计标志，还发行了纪念币。

虽然直到现在，艺术犯罪组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只能由一名受过训练的考古学家主持，但对于惠特曼来说，FBI对艺术犯罪的重视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退休后的惠特曼还是会为艺术犯罪组的成员提供培训、咨询的帮助并协助他们做一些调查工作。

也许现在距离惠特曼最初远大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但艺术犯罪组每一小步的进步都让他期待。

追踪慈禧的水晶球

在办案生涯当中，惠特曼见过的艺术品窃贼可说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富有、贫穷、聪明、愚笨、迷人、古怪。尽管如此，他们却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赤裸裸的贪婪。

艺术品犯罪中，监守自盗的案子更是高达90％。大部分的博物馆窃案都是内部人员主导或协助犯下的案件，因为内部人员最清楚博物馆的安全漏洞在哪里。在美国，专业的艺术罪犯很少，因此大部分罪犯很难判断艺术品真正的价值。艺术品的尺寸方便、展览位置便于逃走是偷窃的最重要原则。

虽然艺术品与古董窃案在跨国犯罪活动中仅次于毒品、洗钱与非法军火运送，但惠特曼表示，艺术品窃贼很少因为偷来的名画一夜暴富，因为那些作品实在太热门而难以转手。他认为：“艺术品盗窃的‘艺术’之处不在于盗窃行为，而在于被盗艺术品的转售过程。”知名艺术品很难在公开市场上转手，因此大部分只能流入黑市，或者被储存起来，束之高阁，多年不见天日。

1988年，在美国费城的宾州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里，展示着全美最重要的中国古董收藏。一个冬日夜晚，窃贼从大厅中央偷走了最重要的一件展示品：北京紫禁城一颗22公斤重的水晶球。这颗水晶球是个完美的球体，能够倒映出人影，曾为慈禧太后所有，而且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水晶球。这颗水晶球在19世纪以手工打造而成，是高超技艺与无比耐心结合的成果。工匠利用砂轮、石榴石粉和水，耗费多年的时间才磨制出来。

除了这颗水晶球，窃贼还偷走了古埃及主神之一俄赛里斯的铜像。3年之后，有人在费城南街的一家杂货店里发现了那具铜像。这家杂货店老板花了30美元从捡破烂的人手上买回了这座价值50万美元的铜像。捡破烂的人则是从一个名叫拉里的男子那里拿来的。

当惠特曼和他的搭档试探性地问拉里是否见过一个玻璃球时，他毫不避讳地说：“玻璃球？有啊，又大又重的。我以为那是草坪的装饰品，看起来很丑，所以把它丢在车库放了差不多一年，然后就送给别人了。”他送给了一个曾为他当管家的女巫。

最终，在女巫的化妆台上，惠特曼和他的搭档看到了慈禧太后的水晶球，上面还放着一顶棒球帽。

而更多的被窃艺术品则偷偷进入交易市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黑市。黑市在很多国家存在着。但惠特曼认为，黑市上绝大部分交易涉及的都是那些不太出名的艺术品，或者尚未被公众和学界所广泛认知的新发现的艺术品，因为这类艺术品通常集中于低端市场，很少进入公众的视野，即便通过小拍卖行进入市场也不太容易引起关注和怀疑。

这也是惠特曼处理的大多是知名艺术品的陈年旧案的原因。1978年，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家画廊，美国最具代表性的画家诺曼•洛克威尔的多幅画作遭窃，总值达120万美元。直到24年后的2002年，才由惠特曼将这些作品由巴西带回美国。当时美国本土刚刚经历了“9•11”恐怖袭击，这些画作的回归，对美国人来说也是一种鼓舞。

而更让惠特曼激动的是，2003年他们寻回了美国丢失了一百多年的《权利法案》。

《权利法案》125年回归路

1865年，南北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保存在北卡罗来纳州首府罗利市的羊皮纸文稿——《权利法案》不翼而飞，它是14份原始抄本之一。而且这是政府保留的《权利法案》档案中遗失的唯一一份，因此极为珍贵。

1897年，北卡州遗失的《权利法案》被发现挂在印地安那州贸易委员会一间办公室的墙上。办公室的主人、企业家夏特维尔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用5美元买下了这份羊皮纸文件。北卡州官员为追回那份遭窃文件与印地安那州的内阁官员接触，但夏特维尔拒绝合作，并且立刻把这件战利品藏了起来。

又过了28年，这份《权利法案》才再度现身。1925年，夏特维尔儿子的友人与北卡州的官员取得联络，提议把这份文件卖回给该州。北卡州历史委员会秘书长代表州政府回信，信中说挟持《权利法案》的人是卑鄙小人，“这份文件只要没有正式归还给北卡罗来纳州保管，就只能算是一项盗窃行为的纪念品”。

夏特维尔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了这份文件，最后由两个孙女安妮•夏特维尔与席维亚•夏特维尔继承。这份文件被存放在印地安那州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

1995年，在这份《权利法案》遗失100年后，有人再次出售这份文件。中间商理查德森并没有透露谁是卖家，并且警告这项交易如果失败或是曝光，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即文件会再次消失。然而州政府仍旧表示绝不付钱赎回遭窃的政府财产。

8年后，2003年3月，惠特曼所在的城市，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正在兴建一座新的国家宪法中心。有人提出卖给国家宪法中心一份《权利法案》的原始抄本，卖家的开价是400万美元。

于是，惠特曼扮演买家出场了：“鲍伯•克雷，一个网络大亨，特别爱国，一心想要把《权利法案》的抄本捐赠给新成立的国家宪法中心。”

当他见到理查德森时，惠特曼用力握了握他的手，尽力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今天真是美妙的一天。这份文件对国家宪法中心将会是一大贡献，能够参与其中我感到很高兴。”

惠特曼本来想和理查德森聊聊，想知道他对于这些用羊皮纸抄写的文件从罗利市流浪到费城的125年神秘旅程有多少了解。然而谈话还没有开始，埋伏在隔壁办公室的探员将不小心的撞门声误以为是行动暗号，立刻一拥而出，护卫下这份《权利法案》（经鉴定如今已是价值为3000万美元的文物）。

当惠特曼填写司法部扣押财物收据的表格，在“物品描述”一栏写下“美国权利法案抄本”这几个字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一刻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回想起在FBI学院的第一天，他宣誓保护及捍卫美国宪法与《权利法案》，但他以前一直以为保护的对象是这两份文件所标榜的理念，从没想过会去保护文件本身。

把《权利法案》送回北卡州罗利市的时候是2003年4月1日。惠特曼和搭档海涅就顺便开了一个愚人节的小玩笑。

他们买了一份两美元的《权利法案》复制本，在挤满了探员、检察官和联邦法警的会议室里展示的时候，突然手一滑，让它掉到了地上。海涅弯腰去捡的时候，竭力装出一副笨拙样，脚一绊，刚好踩上了那份文件，糊着文件的硬纸板被踩破了。

他俩听到很多人倒抽一口气，看到一名主管还瞪大了眼睛，这一刻他们俩才大笑起来。最后，他们把《权利法案》原始抄本小心翼翼地捧了出来，然后签交给了联邦法警。

现在跟记者回忆起来，惠特曼还忍不住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说：“罗利市的FBI主管并没有跟着我们笑。”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