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系统是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期，由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边沁和米尔提出。其基本原则是：一种行为如有助于增进幸福，则为正确的；若导致产生和幸福相反的东西，则为错误的。幸福不仅涉及行为的当事人，也涉及受该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
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

编者按：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只有区区三十年，其艺术市场的运作也只仅有20年，而今天中国艺术市场却成为全球最大的的艺术市场之一。现在，资本成了艺术品价值的主要决定因素，学术和艺术批评被边缘化，处在一种失语的状态。这种学术隐退、资本做局的主要原因是集体对“最大化价值”的极化追求。过度的欲望导致了构成中国当代艺术各要素（艺术家、艺术批评、收藏家、艺术市场）的扭曲。在混乱不清地运作体系中，不少艺术家和批评家沦为资本的俘虏，浮躁的艺术市场成为了一个投机的坟墓，其遏制了收藏家也“吞噬”了收藏家。

艺术创作作为艺术相关事务的源头，它是艺术家内在化的表达，是独立的。艺术创作应该是以真理为导向的，它同哲学一样，是尝试一种在宇宙中可能的东西。它反对习惯、日常生活的强制，并向日常形式提出挑战，以便接近本原的形式、形象、普遍性的理念语言和形式语言。

“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那些专注于图式化和符号化的群体创作已告一段落，那些仅仅通过视觉图像的移用或转借做出简单化处理的流行诠释也早已成为过去。”——赵力《中国当代艺术：现在与未来》。

但是，在市场的维度中，这种图式依旧存在，他们作品依旧维持着天价，图像模式依旧是天价的模式，在一种批判的语境中，他们消解了自我。落入功名利禄的漩涡，展现着模仿和自我的复制。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批判的思想，但是，当批判被标榜、被肤浅化，失去了对原有存在的挑战，而成为对原有存在的图像简单的呈现并以此来显示对抗之时，是可悲的。艺术家自身应该多一些历史的使命，少一些唯利是图的思维，把话语权交给艺术品本身。

近期，在吕澎撰文抨击《新周刊》评选“十大

最具有价值的艺术家”为什么没有王广义之时，朱其在自己的文章中回应到，“我近年参加过的两次国际高端研讨会，与会的国际顶尖美术馆长及学者，都对王广义简单抄袭安迪·沃霍尔和文革海报大批判形象的作品评价不高，这表明搬弄中国符号的艺术正戏剧性地黯然退场。”

“借助动物的形态，我把动物人性化了”。多么类似铁道部的回答，“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你可以质疑他的存在超级雷同的作品本身，但是，在意识中，你要相信他艺术创作的原创性，如此不加反思的个人体验，我们很难相信他自身对艺术创作的真诚度。

同样，用一种同情的眼光审视他人的灾难，是难以容忍的。如此以臆想他人的死亡来暖和自己寒颤的生命，并以此来完成对社会功名的追求，很卑贱。动车723事故以后，有艺术家宣称要用画笔纪录这次灾难，并希望群众来描绘场景，由他来转换成图像，群众纷纷赞美其是一位有良知的艺术家。对此，我不禁想问：出于此般社会道德层面的对极权的反抗，良知是表面化的，还是真正来自于艺术家内心?

“艺术批评的本质是把作品和它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所针对的问题、与美术史的关系、在语言方面的创造、在思维上呈现出来的智慧，全部用语言表达出来。”——王林

今天的中国，真正的艺术批评太少，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依旧受社会奴性的控制，不独立，不敢讲真话；其次，很多批评家的理论水平并不深厚，批评文章出来之后，要么是碎片式的呓语，要么就是向艺术家矫情的献媚，针对作品本身的客观真实的评论实则少见。对于当前的批评样态，贺万里总结了三点:“以道德化的批判淹没学术化的批评，以社会学的判断淹没艺术本体探讨，以情绪化的抨击替代作品文本批评的现象” 。

收藏家郭庆祥写文批评艺术家范曾的“流水线作画”，范曾竟然以“随意贬损其名誉，侮辱其人格”为借口将郭庆祥告上法庭，法庭判决郭庆祥向原告范曾书面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7万元。何等荒唐，一个艺术家竟然把别人对其的批评，当做侮辱其人格，利用自身的权贵去消灭对自己不利的批评，可耻可悲，此般极权主义的行径，怎能再展现真实的批评。

《美国艺术》主编怀恩对中国艺术批评的看法值得我们去反思，他说“我觉得中国批评界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非常独立的批评舆论，一个批评家如果要想真正提供好的批评意见，他必须不能受到国家或者是市场或者个人利益的左右，他应该让他的批评能够最大程度的满足读者的利益，而在现在的中国，我看到了有非常少的独立批评媒体，绝大多数的批评媒体实际上是受到了一些利益的驱使，给钱才给版面写文章，但是他们写的内容完全跟独立、客观挂不上钩，这也引起了国内外读者对于这些批评文章真实程度的怀疑。”

目前，严格意义上讲，我们自身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很多所谓的收藏家只是作为“利益至上”的投机者身份出现，左手买，右手出，他们自己并不懂得如何去欣赏作品，只跟随市场的表面评估来购买艺术品。

现存在收藏体制也不健全，它缺少专业的咨询、艺术品的鉴定评估 、收藏的规划。艺术市场的泡沫化，当代艺术作品价格的严重虚高，明星艺术家丧失创作力之后的自我重复，以及大面积平庸的艺术作品都在消解着艺术的收藏。

香港苏富比2011春拍“尤伦斯重要当代中国艺术收藏”的藏品抛售，无疑是今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一次地震，很多人担忧尤伦斯撤出中国后，我们怎么玩，这是绝对的怨天尤人，那些被抛售的基本上都是中国当代艺术名人的早期作品。“艺术家开始是靠他们作品的力量，使他们成了知名的画家，到后面他们的画能卖出大价钱，主要是靠他们名气。这种现象也是尤伦斯退出的原因之一。艺术家不断重复自己，既没有新意，技术上也越画越粗糙，谁愿意持续收藏?”彭德这样解释尤伦斯的退出。

艺术收藏是文化积累的过程，而艺术投资是资本的积累，以利益最大化为为目的，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必须控制资本过渡对文化的侵蚀。“收藏如果只是为了投资，那就要慎之又慎，因为很大部分的收藏作品和艺术家也许将来都有可能在市场上消失。”——希克。

文交所、艺术品基金是今年艺术市场上出现的最火热的艺术资本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这两者都是分享艺术品市场的暴利收益而存在的一种投资。目前，它们的运营大多是封闭式，艺术拍卖也在与其勾结“共定价位”。

艺术市场的运营者（画廊、拍卖行、独立经纪人）也比较混乱，艺术作品可以不通过画廊直接送给拍卖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虚假成分和被允许的投机。

业界人士梁硕也指出，当今的艺术市场不是简单的“艺术品市场”，而是“艺术产品市场”，或者说是“艺术商品市场”。在如今当代艺术的投资过程中，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选择主要立足于市场的价值判断，学术和批评的价值判断的作用反而不大。
学术和艺术批评在保持自身独立的同时，应该强有力的介入艺术市场，把客观真实的一面呈现给观者，而不是仅做一个旁观者。

中国当代艺术的种种现状，归根到底是我们集体欲望的体现，一种绝对的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我们社会的现存也是如此，为了自身利益，很多人可以抛开道义、人性、信念而不顾，强力追逐利益价值的最大化。强权压制的意识形态下，我们还是要保留自身理想主义的情怀，克服浮躁的心理，踏踏实实地做些有价值的事情，摆脱功利主义的色彩，才能成就我们有自身特点的艺术形态。

康德的一句话或许对我自身有些启示：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持续地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就总是以时时翻新、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在我之中的道德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