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形人”到“种子选手”：中国藏家的启示录？

5月5日，印象派创始人莫奈的《睡莲池与玫瑰》在苏富比纽约拍卖会上拍出2041万美元高价。后经苏富比证实，买家是中国最大的民营房地产开发商大连万达集团。同一场拍卖会上，王中军以2993万美元买下毕加索画于1948年的《盘发髻女子坐像》，而本场最高价，以6600万美元拍出的凡·高作品《阿利斯康道路》的买家也是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藏家。

实际上早在2011年，毕加索的《Deux Personnages》就被一位中国买家以2130万美元的高价买走；同年，莫奈的作品又以2250万美元被一位内地藏家竞得；2012年，一位北京藏家以340万美元买入莫兰迪作品一件；2012年纽约春拍焦点，蒙克的《呐喊》竞拍者中也有一位中国藏家；2013年秋天，万达就曾以2816万美元竞得毕加索的《两个小孩》，成为当时中国企业购买西方艺术品的最大手笔，第二天又以270万美元买下毕加索的《带帽的女人》；同场拍卖中，中国买家还拍下了亨利·摩尔、梵高和莫奈的作品；2014年，王中军5500万美元购得凡·高晚期画作《雏菊与罂粟花》的事情更是闹得沸沸扬扬。

实际上，前佳士得拍卖亚洲业务负责人叶正元就曾透露：在2004-2006年期间，中国内地的藏家已经购买了毕加索、雷诺阿的作品，另外还对凡·高和莫奈的作品表现出兴趣，但在拍卖现场没有竞拍成功，他一并认为在未来的几年中，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富裕商人将成为西方艺术品的重要买家。

随着时代审美的改变，西方艺术已经成为拍卖市场上非常重要的部分。亚洲地区对印象派及战后当代艺术作品的需求也可以看到，艺术审美语言是一种国际化的趋势。

从“高精尖”到“烫手的山芋”：日本藏家的启示录？

再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那时候日本银行、保险公司及个人收藏家大量高价购买西方现当代艺术，掀起了以印象派为核心的收藏狂潮。

1987年日本安田水上火灾保险公司，以2250万英镑（约4000万美元，58亿日元）的价格买走了梵高的《向日葵》，1988年，日本零售业巨头西武百货公司以13亿日元购得莫奈的名作《睡莲》；1990年日本纸业大王斋藤分别以8250万美元和7810万美元购得梵高的名画《加歇医生》和雷诺阿的《红磨坊街的舞会》。但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曾经的资深藏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塞尚、凡高、毕加索、亨利·摩尔等人的重要作品外，那些大师的一般性作品、那些一般性画家的重要或不重要的作品便随着日本经济热潮的冷却而成了烫手的山芋。

日本的民族特性决定了日本藏家可以轻易接纳和认同西方价值理念，因此对待本土和西方艺术家的作品并无内外之别。更多>>

从亚洲艺术品到西方艺术品：拍卖行的启示录？

无论作品被什么国籍的买家竞得，最终受益方之一必不可少地会是拍卖行。面对逐渐庞大的收藏群体，拍卖行必然会顺势推出适合当下市场的专场拍卖。“印象派及现代艺术”和“战后及当代艺术” 两大板块是近几年苏富比和佳士得的重点推广的版块，无论在作品稀缺程度上，亦或买家培育上都越趋成熟，即便用不恰当的“树大招风”来比喻，吸引各国买家注意也在情理之中。此外，这两家拍卖行均在春秋两季重要的“亚洲艺术周”中主推亚洲艺术品，对于拍卖行而言，它们将西方作品向亚洲买家推荐实在单纯得就仅仅像是一场“生意”。

苏富比和佳士得分别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进军香港，又同于近两年再落地北京和上海。作为具备国际视野和国际背景的拍卖行，不可能在主攻中国艺术市场的时候仅仅只销售亚洲的艺术品，进军内地后，以往亚洲艺术品资源的优势慢慢褪去，西方艺术品的进入也逐渐显现，佳士得上海首拍即拍卖毕加索的小幅作品就是最好的说明。

结语

综上所述，西方艺术品，尤其是市场正火热的“印象派及现代艺术”和“战后及当代艺术”两大板块精品的推出是拍卖行和藏家的“隐形契约”，其中艺术家的艺术史地位及作品精稀程度往往决定了作品最后的价格，艺术史上重要作品高价成交无可厚非，只是价格的突出难免让人心生怀疑，或者由不具备同类“民族属性”的买家竞得更是如此，但是无论被谁收藏，依照的标准还是兴趣和投资的综合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