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样的初心

北京公社：我原来的理想是在艺术史论专家的职业道路上发展，做一些策展或者评论的工作，也就是学术研究方面的事情，并没有想做画廊。整个90年代我一直都保持着这种状态和方向。但2002年回国以后，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我难以得到机会，而且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远离这个机会，再加上我本来对艺术的想象和判断跟社会现实的发展不匹配，所以必须得自己造一个小环境把这几年的积累展现一下，继续我的策展事业或者实现我对艺术发展的想象以及验证对现有成果的判断，就这样做了画廊。（冷林，北京公社创办者）[更多]

冷林

常青画廊：我个人其实早就来到中国了，最开始的时候是为另一个画廊工作，当时是东京艺术工程（Beijing Tokyo Project）。常青是2005年5月份在北京开的，我们在意大利的画廊有十六年历史，北京的这家画廊是常青在海外开的第一家画廊。画廊的三个创始人决定在中国开画廊是因为2004年时他们来过中国，他们发现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白飞德，北京常青画廊总监）

白飞德

博而励（Boers-Li）画廊：我是2003年认识皮力的，随后我和他成为合作伙伴共同开创了博而励（Boers-Li）画廊。我1997年邀请侯瀚如来策展柏林BueroFriedrich一个项目，是侯把皮力介绍给我的，BueroFriedrich是我当时运营的一个非盈利组织。皮力和我都是非常活跃的策展人。在我和他会面之后，我们发现当时没有比建立一个组织来支持和展示北京新兴艺术的发展更有趣和有挑战的了，而北京逐渐在成为全球艺术生产的中心之一。（包文麟Waling Boers，博而励画廊owner）[更多]

包文麟

星空间：当时我在做媒体的工作，开始选择做画廊，主要是希望能够参与到更加实际的艺术生产当中，媒体也是一种生产，但是更像是一个置身事外的事情。当时我已经看到周围有很多年轻艺术家在从事创作，希望卷入他们新的艺术生产潮流或者是活动当中。做画廊是最合适的选择，因为美术馆或者拍卖公司是针对已经发生过的艺术，画廊面对的是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新的艺术状况，所以我当时选择了画廊。（房方，星空间创办者、总监）[更多]

房方

空白空间：最初2004年到2008年是一家外资画廊，这期间所有的运营都和德国的合作伙伴有直接的关系。但从2009年画廊地址搬到草场地后，无论从经济层面、艺术家名单，包括所做的每个展览和项目，都是完全独立的中国人在运营的本土画廊。回想起当年与亚历山大•奥克斯的“分道扬镳”，田原表示，分开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随着798艺术区日益商业化的管理运营，严谨的德国人认为这个地方已经不再适合他们，当时正处三十岁的田原认为单凭激情并不能确定撤离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决定把空间接手过来。（田原，空白空间总监）

空白空间

柴米油盐的日子

北京公社：我自己操办的第一个展览是2005年的“新现实主义”，第二个展览包括了摄影、录像、和装置艺术，第三个是“政纯办”小组的首展“只有一面墙”，等做完第四个项目张大力的个展“第二历史”后，很快就面临了巨大的压力，那时很多韩国画廊或者西方画廊开始进驻北京，它们规模巨大，对北京公社的发展也难免造成一定压力。所以公社也开始想方设法代理艺术家，而不再将全部精力投放在这种琐碎的项目上。2007年以后，我看到了一些新的变化，开始希望能够吸引一批年轻的艺术家以不同的方式加入到我的画廊里来，当时刘偉就是最年轻的艺术家，我是他的第一个代理人。但开始普遍代理年轻艺术家，则是到我加入佩斯以后，那时我把经营了十几年的艺术家从北京公社挪到了佩斯北京，作为佩斯的一个基础，希望这些艺术家能够在更国际化的环境中体现价值；而北京公社则开始向更年轻的一代艺术家发展，到他们中间去寻找文化动力。（冷林）

北京公社《七个年轻艺术家》2010年

博而励（Boers-Li）画廊：2007年，画廊从一个非盈利机构变成了一个商业机构，连名字也改了，因为我们很快就发现，只有通过出售艺术品，北京的策展机构才能够存在。欧洲的经验是策展（非营利性）和销售（商业）严格地区分开来，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改变原本期待的东西”。从操作层面上看，我们必须找到另一个名字——环球影城明确表示不希望我们使用他们的名号，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把我们的名字结合起来加上“画廊”。画廊建立的时候，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恶化。几乎所有的画廊都改变了自己的定位。但市场的重新洗牌并没有改变画廊的经营方式：强有力的策展方法、以艺术家为导向积极展示革新的艺术。相对于适应市场，我更倾向于去创造一个市场。（包文麟Waling Boers）[更多]

站台中国：最初三年是做非营利艺术机构，更多的是因为对艺术的理想和热情。但做了三年之后感觉要持续做下去必须要有良性的“造血”机制，必须要有资本去推动好的艺术家，有资本去推动艺术的发展，所以站台中国变成是一个复合型的状态——经营性的画廊和公共性的艺术机构相混搭，会有一些非营利的项目。这个调整跟整个社会环境、中国艺术的整体发展是有关系的，因为2005年的时候画廊并不多，中国艺术市场第一拨爆发的时候我们在做非营利，2008年金融危机市场不好的时候需要新的调整。转型之后，60、70、80年代的艺术家都会涉猎，从媒介上绘画、观念、装置、影像和综合性的展览都是穿插着进行，强调复合型、丰富性。概括地说就是做好艺术，做真正有价值的艺术。（陈海涛，站台中国总监）

站台中国

星空间：遇到很多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快速生长的行业，如果说以十年为一个阶段，可能让我体会到了对我而言什么样的画廊才是一个可行的画廊或者是说这个课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体验完，因为遇到很多问题才会促使自己去想到底什么是画廊？画廊该干点儿什么？怎么赚钱？找什么样的艺术家？我们毕竟是一个商业画廊，不是一个美术馆、基金会，也要考虑到作品可被收藏的可能性，考虑到作品实现商业价值的可能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限制，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房方）

星空间在“2014艺术北京”

将进酒，青春

北京公社：我觉得当你想休息的时候从来就不可能休息，没有一个所谓恒定不变的状态，就像艺术家要不停地呼吸一样，我也要时刻保持对“变化”的意识和敏感，我现在还没有到停下来去想、去体会过去走过的十年过程。（冷林）

站台中国：有收获也有遗憾，有喜悦也有疲惫。未来的目标是要整体地升级。自身工作的具体升级有好多，如艺术家的管理、挖掘、艺术家的培养要升级，工作团队的工作能力，包括理念，包括空间，包括管理都要去整体优化。（陈海涛）

星空间：还没有来得及总结，可能从这次采访作为我总结的第一步。我觉得十年对于画廊来讲其实也是一个不长不短的时间，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很多事情稍微经历了一下，很多事情需要再去回味和思考。这个行业本身比较新，在行业里十年算是长了，但在艺术的历史当中十年实在是太短暂了，转瞬即逝，沧海一粟。（房方）

结语

青春是放肆，青春是说谎，当代艺术市场爆棚时，他们带着理想来，市场的过山车又粉碎了多少梦，十年过后，那些柴米油盐的日子腌制的理想越发珍贵，下一个十年，还留下谁？